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中古庐山隐风与后代遗民诗境

晋宋之际“浔阳三隐”与慧远莲社的存在,突显出庐山作为隐逸德镇的卓越地位,也代表了中古隐逸风潮的思想成就。他们在乱世政治废兴之际,坚持独立不迁的高蹈风概,其实是为儒士的节义传统贯注了精神血脉,从而以“晋时村”的情境,深深植入后世遗民诗人的记忆。中古庐山隐风与后世遗民诗境之间的关系,值得作跨时段的考察。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略论古代隐逸诗人的嬗变

古代隐逸诗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身隐”到“心隐”的嬗变过程,隐逸也由一种生活方式嬗变为一种平夷淡泊、性情冲和的人生修养,这种嬗变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影响重大。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李华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他有不少称谓：梁钟峰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隋王通奉他为“放人”（意即放浪之人）、宋朱熹说他是“带性负气底人”、清龚自珍尊他为“卧龙豪”等等。通常，人们称他为田园诗人、隐...     

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

许浑是晚唐的一位比较有影响的诗人,时人十分推崇他的诗。韦庄曾激赏道:“江南才子许浑诗,句句清新字字奇。”然而,这座有价值的艺术矿藏至今开发得很不够。他的诗,有其鲜明的特色,宋人《桐江诗话》中早就指出:“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胡仔也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其实,他的诗不但“水”字用得特别多,波涛、浪花、雨露、霜雪……满眼都是。笔者统计了一下,《全唐诗》所收他五百三十一首诗中,用到“水”字的有二百首,用到“雨”、“露”等字的有二百五十一首,两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五,真可谓一个湿漉漉的世界!这在诗歌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点探源工作是很有兴味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假说,这对全面研究许浑的诗也许不无裨益。笔者认为许浑的佛教思想对“许浑千首湿”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诗人是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后代,虽出     

止园：吴亮市隐的“桃源想象”

园林书写与园林绘画是当下延续园林文化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手段,其精神文化溢余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明代文人吴亮市隐于常州止园,融合自身生命体验,建构了独特的“桃源想象”之境,实现了桃源文化意象由哲学思想到文学范式表达,再到实体园林景观的转变。通过张宏绘制的《止园图》和吴亮《止园集》相关诗文之间的图文互动,从吴亮“桃源想象”之境所呈现的朴野之风可以看出,吴亮修建的止园与当时追求奢华之风的富贵园林亦有所区别。吴亮隐于止园,既顺应了当时隐逸文化转化发展、精英阶层造园炽盛的时代风潮,同时也是为避免朝中党争之祸的无奈之举。此外,文人的山水情怀和反哺之情亦是促使吴亮归隐的重要因素。吴亮修园市隐并非是末世心态,而是归隐明夷,比之隐逸的美名,更多体现了吴亮作为文人的担当与自持。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

作为著名而又有着悲剧性命运的诗人,谢朓在诗中表达了相当强烈的隐逸愿望,并在出使宣城时,用诗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隐于郡斋的吏隐形象。他的隐逸希企及其隐逸诗作,既有他个人的成因与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逸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为后世的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诗体范式。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屈骚中的"自疏"与隐逸文学的萌芽

屈骚中曾多次流露出"自疏"的情绪,这是诗人在君昏世浊、美政理想不得实现的困境中,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大致而言,屈子之"自疏"又包括"退修初服"与"去国远游"两大内容,比较接近于儒家隐逸思想.尽管诗人最终是"死而不容自疏",但若从隐逸文学史的角度看,屈骚中的"自疏"还有渔父形象及其"设词以寄意"的文学表现方法都影响到后世隐逸文学,可视之为隐逸文学的萌芽.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

<正> 在我国文学史上,自陶渊明始,形成了所谓田园诗派。但读其诗作,我以为只有陶渊明的田园诗独一无二,其他大都缺乏田园真味。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谈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纯真的美魏晋时代,士大夫多逃避现实,隐逸之风大炽。但有个特点,即隐者不必尽遁迹山泽林薮或回归田庐躬耕,而是立身朝廷,高官厚禄;但不营世务,静默守玄,以求超然无累。这样,既可借“隐”之清名抬高身价,又可生活优厚,饱食安步,把“仕”与“隐”统一起来,一举数得,这就叫“朝隐”。但陶渊明不同,他不追求名利富贵,真心宣布归隐田里去种田,尽管他归隐之初有奴仆代作,他还是参加劳动。以后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躬耕亦多,与农民的距离越来越小,共同情趣越来越多。这是陶渊明田园诗富有人民性和纯真美的根本原因。其次,他性格尚真,以真为美,以伪为恶。《宋书本传》赞他“率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选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