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葛景春一、唐代的隐逸之风隐逸从上古时就有了，中国古代的士人说起来只有三种，就是儒士、侠士和隐士。隐士的流变性很大，真正甘心做一辈子隐士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已才做隐士的。《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古之隐者，大抵有...     

隐士群像的百态风情——论两晋南朝隐逸赋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隐逸风气大盛 ,其原因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黑暗 ,政治杀戮尤为残酷 ,士大夫便将隐逸作为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二是宣扬自然无为的玄学与鼓吹出世思想的佛教相结合 ,使隐逸风气更加炽盛。在隐逸风气盛行的同时 ,出现了大量的隐逸赋。隐逸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 ,从多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的隐逸风尚 ,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当时隐士的风情百态 :或塑造悠然自得的隐士形象 ;或披露由仕而隐的矛盾与无奈 ;或调和陵薮与市朝 ,表现朝隐的生活与思想 ;或揭露假隐士的丑陋面目。通过这些隐士群像 ,再现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园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王维的隐逸对其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杜甫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解闷十二首》其八)“高人”的一般含义,是指品行高迈、超世俗的人,通常称隐士。杜甫谓“高人王右丞”,既含此义,又不仅此义,还包含对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的卓绝诗才的赞誉;同时,王维在处理仕隐关系,进退自如上,亦非一般士人所及。王维诗歌尤以山水田园著称,而他的这类诗几乎都与他的隐逸生活和隐逸的思想情趣有割不断的联系。可以说,如果王维没有隐逸的思想情趣和隐逸生活的体验,没有由此而深入开掘的山水田园题材以及所产生的特殊审美心境和创作灵感,也就难于成就他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的声名,当然也就难于使他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上达到澄澹清远、空灵静逸的境界。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

<正> 在我国文学史上,自陶渊明始,形成了所谓田园诗派。但读其诗作,我以为只有陶渊明的田园诗独一无二,其他大都缺乏田园真味。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谈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纯真的美魏晋时代,士大夫多逃避现实,隐逸之风大炽。但有个特点,即隐者不必尽遁迹山泽林薮或回归田庐躬耕,而是立身朝廷,高官厚禄;但不营世务,静默守玄,以求超然无累。这样,既可借“隐”之清名抬高身价,又可生活优厚,饱食安步,把“仕”与“隐”统一起来,一举数得,这就叫“朝隐”。但陶渊明不同,他不追求名利富贵,真心宣布归隐田里去种田,尽管他归隐之初有奴仆代作,他还是参加劳动。以后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躬耕亦多,与农民的距离越来越小,共同情趣越来越多。这是陶渊明田园诗富有人民性和纯真美的根本原因。其次,他性格尚真,以真为美,以伪为恶。《宋书本传》赞他“率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

隐逸作为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古代文人在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在于儒道两家对隐逸观念的建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根本,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是复出前的准备;道家以“无为”为宗旨,重视生命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基于这种隐逸观念,儒道分别对隐士形象作了不同的处理。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晚明山人现象之文化透析

晚明的山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山人已有本质差异,故在明末清初颇受物议。但作为一个决意仕途却又游扬尘世的特殊群体,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内涵：即下层士人对经典仕途的叛离,生存观念的异动,以及新的价值心态的建立和对任情适性的生活的追慕。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

司马孚是魏晋易代之际一位重要但容易被学者忽视的人物,《晋书》将其塑造成心怀前朝、不问世事的政治隐逸者,但事实上司马孚有大功于晋室,史书类型化的书写遮蔽了这一复杂而矛盾的形象。司马孚与陈泰在魏晋之际有着相似的地位与表现,这些例子都凸显出当家族与国家两者发生冲突时,士人群体面临的道德困境。魏末士人所处的时代,上承汉末清议风潮的余烈,下开士族社会注重家族利益的风气。正是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因此,家与国之间的纠结,公与私之间的颉颃,都在从魏臣到晋臣这一复杂转换的历史图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王安石屡辞馆职考论——兼论宋代馆职、词臣之荣显与迁除

由进士高第荐试馆职 ,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 ,由两制拔擢辅相 ,是宋代文章词学之士的荣显通途。但由进士高科出身的王安石初辞召试馆职 ,再辞集贤校理 ,又辞同修起居注 ,最后径迁知制诰 ,入翰林 ,为辅相。这一系列打破序迁惯例的举动既蕴含王安石的独特个性和政治追求 ,对当时士风亦颇有影响     

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服部宇之吉与近代中国教育

服部宇之吉是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日本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1902-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对京师大学堂多有贡献。又在京师创办女学堂,为中国教育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作为半官办学的日本人,他主张对华扩张侵略的思想也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