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代词原论与词体推尊

清人对往代文学诸体都欲振兴,期以超轶往代,故于此前文学派别,重现争论,如诗论性灵、格调、肌理之说,都是承续往代。词学亦然,但以宋人视同诗家余事,元、明曲盛而词衰,故以尊体为要,推原词体于《诗》《骚》、乐府与唐诗,反映振兴一代词学的强烈意识。其推本于《诗》,要求"风雅之正",有悖词体本色;推于屈《骚》楚辞,则于"美人香草"的比兴之旨有所契合;推于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在音乐源流、词体意韵方面略有相通;推于唐诗,则以"诗余"解读攀词于诗,论七绝对词体产生的直接影响,较为接近事实,而否定词为"诗余",也是词体自尊的表现。     

论顷襄曾与屈原谋返怀王──读《抽思》、《思美人》发隐

论顷襄曾与屈原谋返怀王──读《抽思》、《思美人》发隐张叶芦清末民初王运《楚辞释》（凡引用第一次皆出书名，后引用同者不再出）在《〈离骚经〉序》和屈原、宋玉作品的注释中揭示顷襄王即位之初与屈原之间的一件秘事，即怀王被骗入秦不归，二人曾密谋迎返怀王，惜未为...     

论《围城》的主题隐喻

诗有诗眼,文有文心,段有主题语句(Topic、Sentence),小说则有通贯大喻(Controling Metaphor)。《围城》的通贯大喻是什么?答曰:就是“围城”。 围,何意?从围者角度看,围或先攻,攻而不克、难克而欲求取胜,必围而治之。所以,围还意味着困或再攻。《管锥编》中云:“一字多意,粗别为二。一曰并行分训……二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四库总目》中民族史料书提要订误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含民族史料者不少，因馆臣出于传统偏见，对此类书不甚关注，其提要大都草率欠精，而书斥入存目者多。前人对此类书提要之舛误，虽有纠弹，但未致力于搜索，故仍存不少纰谬。本文举出二十种书之提要，皆前人未纠或纠而未正者，就其舛误，逐一辩证     

“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辨——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初论

<正> “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一语,出自南宋刘克庄《恕斋诗存稿·跋》一文: 嘲弄风月,污人行止,此论之行已久。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然康节明道于风月花柳,未尝不赏好,不害其为大儒。恕斋吴公深于理学者,其诗皆关系伦纪教化?而高风远韵,尤于佳风月好山水大放厥辞,清拔骏壮。先儒读《西铭》云:某合下有此意思,然须子厚许大笔力。公学力足以畜之。笔力足以泄之。分康节之庭而升明道之堂,非今诗人之诗也。 这段话提到了程颢、邵雍、章惇等理学家的诗歌特点,也基本上代表了宋代理学诗派的风貌。其中的康节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谥号。     

《温韦冯词校订》前言

昔人论词,皆断自唐代。唐初诸作,不过破五、七言诗为之,柳范《江南折桂令》诸篇,已久佚不传。中盛以后,词式始定。世传太白所作《菩萨蛮》、《忆秦娥》两词,昇尊为“百代词曲之祖”;张皋文《词选》,首列青莲,有深意焉。迨温庭筠出,始专力于词,创调尤多,变民间俚曲为“诗客曲子词”,而体格大备。其后韦端已领袖西蜀,冯正中导扬江左,词之作也,不仅为传唱之艳曲,更进而为抒情之文学;不仅写感情之事件,更进而写感情之境界。开北宋一代风气。     

美善关系理论的一个古典范本──嵇康《声无哀乐论》再探索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严谨的理论分析，摧破了传统产有哀乐论的片面和有关的音乐神话及迷信，提出音乐之美在于其自然之和，可以对之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哀乐之清产生于社会的人生事件；音乐以其和谐而不是情感内涵作用于听者，可以培养审美情感，感发哀乐之情和增进道德人格。以往对《声无哀乐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嵇康对音乐的特性、音乐与情感关系等方面的理论，重在逻辑的清理，而较少结合栋康的整个哲学观探索《声无哀乐论》的深层理论内涵。本文以全面阐发嵇康音乐美学体系为宗旨，力求揭示嵇康对传统哲学中美善关系这个重要…     

论帕斯长诗《太阳石》的回环结构与瞬间艺术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长诗《太阳石》的内部线性发展、回环复沓与诗意自由放射的互为一体,是此诗结构形式极具独特性之所在;综合的瞬间艺术是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融会,是《太阳石》的核心诗艺之一,是诗人复活神话、历史与人道的魔镜;帕斯综合运用蓄意悖谬、细节刻画等技艺,使《太阳石》成为一种黄钟大吕般的祷辞,向着永恒的生死女神和茫茫的人世苍生发出古老而宏大的"另一个声音"。虽然帕斯自己认为"对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返本归源",但这种逆向回溯本质上不是对诗歌现代性的反拨,而是借道现代技艺寻找诗歌之根、人道之本,是对诗的现代性的固根与丰赡。带着这个理解,去深入品味该诗的结构、瞬间艺术及其人道主义精神内涵,或可获得更多、更具体的感受。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     

《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研究

《乐记》和《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献,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学研究的两个高峰。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认为《声无哀乐论》是对《乐记》理论的颠覆。本文通过比较,论证二者分别揭示了音乐不同层面上的本质规律,《声无哀乐论》没有对《乐记》形成正面冲击,是对《乐记》的发展和补充,二者是并立互补的。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李白《将进酒》系年

李白《将进酒》一诗,前此诸家均以为是天宝三载李白去朝以后的作品。自李白两入长安说基本确立以后,《将进酒》以及其他与此诗相类的作品,其系年问题都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夫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     

检论《文赋》

先秦文论,只有片言;两汉以后,碎语以外,尚有专篇,但都限於一文、一书、一体的评议。唯独曹丕的《典论、论文》,品藻建安七子的短长,能自树立,内容由狭而广,殆为原始的文学概论,出现文论发展的新起点,影响最为深远。再到西晋,皇室不靖,争夺相杀,名士少全;重以诗人“稍入轻绮,力柔於建安”。於是知几之士,有逃而逃,或咀嚼文义,假论文以寄心。象陆云的《与兄平原书》既诠叙前哲、时贤的文章得失;傅玄的《七谟序》,左思的《三都赋序》,也考镜诗赋原流崇卑。至於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说解文体的名义法度,结合实际,语不虚设,然而完整无缺,师范《论文》,扩而充之,以达文论高峰者则为《文赋》,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词之初起,盖同乐府,无特定调名。词名果起于何时,历时久远,未易究诘。《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词类小叙云:“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以歌唱之理推之,似长短句之发生在诗之后,而词之调名,亦从诗之题名渐渐脱变而出。故若《江南弄》、《忆江南》、《杨柳枝》、《竹枝》等调名,殆与诗题无异;然谓词即承五、七言律绝诗来,则又不尽然     

音乐与公民素质的培养——理解《声无哀乐论》当代价值的一个视角

《声无哀乐论》中关于音乐社会功能的论述虽然内容不多,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体现了嵇康音乐思想与儒家音乐思想的根本不同.《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实现社会功能的途径主要有两条,音乐通过与舞、诗结合产生社会影响和通过宣泄哀乐之情、引导神情趋于平和来实现影响人心与移风易俗;而音乐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审美愉悦的功能、养生的功能和移风易俗的功能.《声无哀乐论》关于音乐社会功能的理解对公民艺术素质培养的启示是:艺术素质培养的目标是"审美",基础是器乐教育,为此要发挥参与者的主动性,以实践为途径来实现.对公民道德素质培养的启示是:通过将音乐淫正的区分可以实现节制思想;人通过音乐融入自然之中,体悟和遵循自然的规律,并以自然的本性为依据来规范和提升自己的心态、精神和行为方式,使之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明人张綎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这是最早以婉约、豪放对举论词的意见。他主要从艺术风格立论,以苏、秦两人为代表,把婉约、豪放视作“词体”的两大分野。他的意见受到后来词评家的重视。一类从艺术风格继续加以发挥,如江顺诒《词学集成》:“秦少游得《尊前》、《花间》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