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变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耦合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3~2019年中国19个行业门类面板数据,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分段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201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总体消失;(2)当纳入产业结构因素,2010年以后人力资本红利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红利对不同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劳动力数量红利只在高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且显著性水平不高;(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结构下都十分显著,且资本装备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强。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研究

文章使用1990～2020年宏观数据,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进行测度,继而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所收窄,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第一产业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分因素看,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加剧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且作用依次递减;而城镇化、市场化、投资与消费增长和科技进步会改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且作用依次递减。文章认为,要化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须以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冗余及配置低效为突破口,抓住“十四五”时期乃至2030年前后的关键时间窗口期,科学分析,综合施策,充分发挥有利因素作用,最大程度扭转不利因素的影响。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人口因素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但从影响大小上看,人口数量变化对发达省份CO2排放的影响大于欠发达省份,而人口城市化率则对欠发达省份的CO2排放具有更大的影响;家庭小型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因省而异,对不同省份,要么没有明显的影响,要么可能导致CO2排放量增加;年龄结构目前还不是导致我国CO2排放量变化的主要人口因素;综合比较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CO2排放的影响大于人口各因素,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小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而技术进步与CO2排放的关系则显得模糊。     

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就业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VAR模型

本文基于2001—2012年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VAR模型,对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Granger检验、面板数据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发现,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就业的关系具有差异性,但是不论东、中还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就业的贡献度均大于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贡献度。要推动不同城市实现稳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比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可能会更加有效。因此,应加大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投资的传导机制,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就业的良性循环。     

教育水平对失业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再解释

利用201 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水平对劳动者失业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证明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的失业风险越低,说明我国“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是局部的和短期的,受到诸如摩擦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产业结构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教育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是显著而且正向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充分利用智力资源,此外,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以及劳动者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     

中国区域最终需求及出口活动的就业拉动作用研究

刺激消费、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及提升出口是当前我国落实"稳增长、促就业"目标的主要调控手段。本文聚焦中国各主要经济区域的就业问题,尝试定量研究这些最终需求对区域就业拉动作用的大小、空间分配和拉动效率。具体采用劳动力扩展的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labor-extendedly MRIO)模型,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域,最终核算出2007年中国八区域最终需求的就业拉动情况。结果表明:位列前三名的中部、西南和东部沿海区域的就业拉动量之和占全国就业总量的48.35%,说明该三区域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就业效果明显;对外出口的拉动效应占总量19.15%,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相比于消费和投资,对外出口就业拉动作用明显偏弱。各区域就业拉动效应的诱发和承接情况差异较大,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容纳密度相关。中部、西北、西南三区域最终需求的就业拉动效率高于全国水平,而京津区域及外部出口就业拉动效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25%,表明我国的促进就业政策应适当向上述三区域倾斜并且应专注于扩大内需,以达到更强调控效果。     

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优化研究CSSCI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产值和就业在增长的同时,就业弹性出现了下降,就业结构调整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经过研究上海市就业结构出现了明显好转,就业偏离度明显缩小,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同时本文还构建了三次产业生产要素投入模型,分析了当前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指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原则是:全面统筹就业和产业发展,逐步打破流动障碍,实现产业规模效应,发挥区域优势。具体做法是突出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服务、淡化制造业、淘汰落后产业、明确中心城区和周边各区县的功能。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我国2000~2011年的省际间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与我国总体及四大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教育经费支出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在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均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说明在该地区高等人才存在一定的外流趋势;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普通高校数量的增加确实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提升作用;固定资本投资依然是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我国今后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适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化,仅对西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需要在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多做努力。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我国2000~2011年的省际间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与我国总体及四大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教育经费支出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在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均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说明在该地区高等人才存在一定的外流趋势;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普通高校数量的增加确实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提升作用;固定资本投资依然是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我国今后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适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化,仅对西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需要在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多做努力。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人口活跃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从30多年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看到一个事实,较发达地区人口在不断流入、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且负担小。以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聚集、年龄结构等为表征量的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了准确判定这三个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具体作用和对要素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多维度将三个因素综合为一个指标——人口活跃度指数,并将此指标引入生产函数,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人口活跃因素无论内生作用于资本,还是内生作用于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均有较大影响。表明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总体上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生产要素的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因而在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区域人口有效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尤其劳动力人口素质。     

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算了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计算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研究发现,重庆市第一产业产值与其就业人数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产值增长的同时并未带动就业人数的增加,反而对本已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第二和三产业对促进就业量的增长均具有积极作用,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明显大于第二产业。     

美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及经济效应研究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部门内部出现新特点和新的变化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科技成果在工业生产中的运用,投资结构、消费结构、政府政策等发生变化。同时,工业内部结构变动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应,并且美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启示。     

西北地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采用因素分解法分析了1990-2000年间西北五省区人力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同时分析了物资资本、劳动力投入及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是主要的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也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转城村”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转城村"数量的增加引起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由此带来的儿童忽视问题越来越严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北省秦皇岛市代表性"转城村"的儿童及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转城村"儿童的教育忽视较为严重,影响儿童忽视率与忽视度的主要因素有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月均收入、抚养人与孩子关系等因素。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消费产业研究——以老龄产业为例

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表明,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种动力中对外出口会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政府投资仅仅是出口与消费受阻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具有波动性、滞后性特征,而基于消费需求尤其是老年消费需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龄产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所以,要从扩大消费内需入手,就必需大力发展以物质和服务消费为导向的老龄消费产业,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重要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