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是不适用调解的。但是,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却已经早已普遍存在,且行政诉讼中调解已具备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应完善相关立法,确立调解为行政诉讼结案方式之一。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增加调解制度已成为学界共识的背景下,行政案件适用调解的范围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及域外的经验,界清了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带来其他重大损失的案件、行政相对人亟待解决实际困难的案件、群体性行政纠纷案件以及行政合同纠纷案件共计六类,并从实践操作上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运行进行了程序设计。     

论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植入的合理性

行政诉讼可否调解,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已广泛出现合作、协商形式处分行政权,行政诉讼以调解方式处分行政权的科学性不但大量出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的期盼,定会成为一项制度安排。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禁止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立法的规定与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广泛应用成为我国行政审判中矛盾存在的公开秘密,带来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双重困惑,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提出建构我国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设想.     

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不少司法实践者却在暗中支持、促成原被告双方私下和解,导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居高不下,实务界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也有不少文章从理论上对这种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但仔细考察之后,发现这些理由和根据并不充分,因此,本文认为,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     

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辨析

文章分析了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混淆使用的原因;司法审查、违宪审查、行政诉讼、行政裁决等概念的区分;比较了我国行政诉讼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异同。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论司法调解合意原则的适用

合意原则是司法调解制度的核心原则.现代司法调解制度中的合意是一种契约型合意,合意原则的适用与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纠纷解决的效率以及公共规则的确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对等性,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同时,树立有限调解的观念、坚持法律阴影下的谈判是保障司法调解合意原则充分发挥的有效途径.     

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一种变通方式,行政和解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存在。行政和解随着服务与合作精神成为现代行政法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以后,司法政策变迁,行政权力逐渐具有可处分性而产生。行政和解制度的完善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正本清源,修改法律,承认行政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条思路是,在法律修改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至少应当对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程序进行规范。     

系统论视角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内在机理与制度优化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是非诉与诉讼两种不同性质的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结合的准司法行为.相对于各独立的民事纠纷解决子程序,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功能定位有显著的特点,其关注点不在于各独立子程序的功能发挥,而是定位于系统整体有机关联潜能的发掘.根据一般系统论原理,子系统之间的有机关联存在封闭性与开放性,司法确认制度调诉对接功能的有效实现需要遵循这一原理的指导.我国目前的司法确认制度规范,存在两个明显不合理的趋向:一是重对接、轻调解,视野过于狭隘;二是确认环节存在对调解干预过度的问题,不利于调解机制本位价值的坚持.激活与充分释放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纠纷解决和案件分流潜能,需要系统思维,可运用系统封闭性与开放性原理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     

土地行政诉讼中现实难题与司法应对

土地行政诉讼中存在大量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现行土地法律规范的缺位和滞后不无关系.如何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合法合理地解决好土地法律争议,关键在于发挥司法能动精神,依托学理解释合理创制规则,弥补法律条文本身的不足,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本文从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出让制度和安置补助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就土地实际使用人原告资格、土地使用权人的债权人原告主体资格、"闲置土地满两年"起算点、开发区管委会土地出让主体资格、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程序和征用土地安置补助费享有主体六个问题展开分析,提出合理的司法应对之策.     

关于行政诉讼应扩大有限调解范围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中涉及的调解有特定性,即只在国家行政赔偿时适用调解,这是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通常所称的有限调解原则。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大量规定的非羁束行政行为的适用是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现的,这说明现行法律允许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公权力有较灵活的选择性和处置性。法律也应授权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调解之权限和职能。     

司法调解性质定位辨析

在目前反思和重构司法调解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先厘清司法调解的性质,并对其予以重新定位,才能探索建立一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充分发挥调解功能的新型司法调解制度。司法调解不是法院的审判行为,也不是当事人处分其权利的纯合意行为,更不是法院审判行为与当事人处分行为的结合,而是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处分其权利的合意行为,是判断型调解,法官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在调解中对当事人的主张进行判断与评价,促进当事人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     

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探索

诉与非诉的衔接、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互动是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诉调对接应正视人民调解多元化产生的类型差异,有针对性地建构支持型、监督型和整合型等多元互动模式,以使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双赢共生和良性互动。     

新时期司法调解适用率如何有效提升?

传统观点认为,调解具有高效缓和社会矛盾,快速解决纷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2002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数据分析,指出无效率、无结果的调解以及失信名单制度的制约,是大调解背景下,有案必调,调解率不升反降的原因。进而提出调解自愿原则、财产信息共享、明确调解受案范围的司法调解率提升建议。     

调解的精神底蕴:司法责任心——以民事案件为中心的探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和合哲学、谦让伦理为价值依归的调解受到重视,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内在必然性体现在政治性话语背景与司法制度发展内在规律性之间的关系上.     

调解年与调解运动

调解,无疑是近年中国法院和社会的热门话语,调解年、大调解以及调解优先等话语和实践,显示出调解在中国各地已经形成一种运动和潮流.无独有偶,在世界范围,ADR(替代性纠纷解决)也被称之为ADR运动(ADRmovement),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呼应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运动或潮流的形成源于何种背景和原因,会带来什么变化和结果,其走向是持续高涨、走向新的高峰,抑或是在留下一些闪光的东西之后悄然退去?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非诉争端解决途径,是我国专利行政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因其效力有限,行政调解协议的缺乏强制执行力,出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能不断弱化的问题。为了挖掘专利行政调解的制度潜能,提升专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整体合力,提出了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并对其进行研究和优化以实现政府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