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演义》之行文 “重复”及其叙事效果

《三国志演义》不仅与秦汉以来的史传文学发生先后文本互涉,而且还在其文本内部形成难以计数的大量“重复”。这些纷呈迭现的行文“重复”,大略可分为言语、修辞格等层面的“叙述用语重复”和事件或场景等层面的“所叙故事重复”两种形态。前者多用以叙述瞬间之事,后者多用以叙述时空跨度较大之事。除了不断地重申某些信念或伦理道德,小说还不断地“提起前事”,制造一系列“重复”,从而建立起眼前事与往事的逻辑联系,不仅增强了小说结构的严谨细密,而且增添了多种附加涵义。同时,在这部经典小说中,“关合”、“映照”性的行文“重复”不仅呼应了传统“前伏后应”叙事之道,而且带有反讽等修辞色彩。另外,行文“重复”具有“老生常谈”性质,令人感到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作者善于把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悲剧的发生归因于惩罚家人或下属,并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相貌以及日常生活大做文章,形成“祸起萧墙”、“饮酒误事”等行文“重复”系列。从创作心态看,无论是作者“津津乐道”或“念念不忘”,还是“敝帚自珍”,各式“重复”大多旨在创造某种“熟悉化”审美妙致。     

战国玺印自名解

战国古玺自称为“玺”、“句”、“曲”、“丩”。从词源的角度来看,“玺”、“句”、“曲”、“丩”皆有“止”义,用作古玺自名,是因为其主要用于封缄物品的缘故,取其“封止不泄露”之义。燕国的长条形玺自称为“鍴”,或读为“瑞”,影响很大。其实,燕国长条形玺的性质与“瑞”不符,“鍴”当读为“揣”,训为“捶”,因其用于捶锻压抑印文而得名。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石仓契约》字词考校八则

“蓬”并非“降”的异体字,而是石仓方言口语,为丛、堆义;“崩蓬”为崩塌的土石堆义。“达断”并非到达实地确定义,“达”当同“踏”,“踏断”为实地勘察并作出判定义。“的”通“待”(如“的至”),又通“代”(如“的笔”),又通“嫡”(如“的叔”、“的侄”),又通“滴”(如“的水”)。“二比”并非“二相”之误,而是近代口语词,为双方义,与“两造”、“两身”义近。“芳荒地义。“峎”为“岗”的方言记音字,为山脊义。“血”有嫡、亲义,“血业”即谓嫡子嫡孙相传的产业。“粮迫”并非“两迫”之误,“粮”为税粮义,“粮迫”为税粮逼迫义。     

广告的革命--《广告的革命--社会文化广告论》一书的前言

工业技术文明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果,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历史发展到今天,要求广告自身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广告应从过去的单一的商业性广告中走出来,大力发展社会文化广告,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建设,宣传"生态文明"、"环境文明"、"生态效益"、"绿色消费"、"可持续发展"以及"学会关心"等全新的文明观念,疏导社会文化心理,建设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帮助社会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现念体系,以利于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地运转,使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永续发展。     

天风阁读词札记

一 片玉集 <片玉集>十卷,<疆村丛书>本。宋周邦彥字美成,号清真撰。 疆村<片玉集跋>谓“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陈元龙少章集注,汲古阁旧藏。……美成词刻于宋世者,一为严州本,名<清真诗余>。……一为溧水本,名<清真词>。……一为圈法<美成词>,见<词源>。一为<美成长短句>,见毛子晋跋语。又有<三英集>,乃与方千里,杨泽民和作同刻者。……若曹杓注<清真词>,亦见<书录解题>。……尝见士礼居别藏本。”又有“强焕序本<清真词>”等等。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比较优势边界与国际贸易政策研究

用价值来衡量比较优势的利益存在货币幻觉等不足,应该用产量来衡量比较优势的好处。但是,采用aX/aY&;gt;bX/bY方法来定义的比较优势掩盖了比较优势陷阱。为深入研究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陷阱的关系,运用规范方法,采用aX/aY&;gt;1&;gt;bX/b_Y来重新定义比较优势,创造性地提出“比较优势边界——1”的概念。研究认为,根据比较优势陷阱系数,可以将比较优势陷阱分为“深比较优势陷阱”和“浅比较优势陷阱”,当比较优势陷阱系数等于1时,称为比较优势陷阱边界。同时,也可以运用45度对角线原则即比较优势陷阱边界——1来判定某国所处的比较优势陷阱路径,根据该路径可以分析其所实行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原因。     

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学实践功能

                           
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涉及先秦时期文学的生成、保存与传播问题,具有文学实践功能的范畴意义。古代文学中的“文言”、“文章”、“文学”等概念,都是由这种思想生发出来的。认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演变历程,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生成与衍变的重要途径。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分异

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农村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则是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动力。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作为"量的扩张"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理应包括"量"与"质"的双重维度,彼此共生协调决定着系统功能的实现。以"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为框架,确定"覆盖广度" "覆盖深度" "机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性"为分项指标,构建包含13个基础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法合成测度2009—2018年间"量的扩张""质的提升"方面指数与"量质结合"总体指数,以此为基础解析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的分异表现中,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总体水平的提升较为显著。同时, "量的扩张" "量质结合"指数在各观测值间差别逐步缩小,"质的提升"指数差异性则缓慢扩大。"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间的相互关系存在"负相关→正相关→低相关"的演化过程,尤其是近年来相互协同力逐步降低,表明"质的提升"不以"量的扩张"为主要约束;在空间维度的分异表现中,"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皆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整体分布特征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形成了由西向东逐层递增且以胡焕庸线为主要分界的梯度化分异格局,这一分异格局还具备近邻扩散表现,呈"西进"态势。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在2015—2018年间"质的提升"水平开始显现极差化分异格局,相对更高等次的省域分布于不同经济区域,这一分异格局具备跳跃扩散表现,呈"北上"态势。整体来看,近邻扩散为表现的"量的扩张""量质结合"空间分异过程中,也驱动了局部的空间集聚性联系。而跳跃扩散为表现的"质的提升"空间分异过程中,则驱动了局部的空间分散性联系。根据以上研究建议如下:以财政和税收政策保障农村金融市场完备发展,促使金融组织脱离"精英俘获"行径,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展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机构技能和增加信息透明度等方式提升"三农"领域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加强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可持续性与发展可持续性的能力建设。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