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现代化

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中国传统法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自汉确立以来,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萦绕在中华民族法意识、法心理深处。清末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中国开始了法律现代化的追求,然而法律现代化之路艰难曲折。脱离中国法传统及中国社会现状,法律现代化难以实现。     

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西方法律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法律与宗教的这种相依相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法律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的礼法思想。西方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对法律的影响造就了中西方传统法律的不同特点。     

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

本文回顾了张之洞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对中华现代化的贡献,以此个案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认为张之洞提出“东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在当时形势下,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指出“中体西用”论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性质,它是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得来;张之洞的主张是中和的,具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学术之意识;他根据“中体西用”精神,推展新式教育,从事工业建设,把它实现于教育和实业改革中;他主张利用西方的科技、资金和人材,亦合乎振兴中国工业之目的。最后提出,盲目西化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通病,而张氏主张学习西方,又坚持不损害固有伦理道德,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以追求工业化,此一方向是正确的     

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对待研究法律移植 ,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在选择借鉴、移植外国法律时 ,应认真研究来源国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条件 ,坚决杜绝照搬照抄式的“全盘西化”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论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内在必然性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是有其内在的源泉与动力的,这个内在的源泉与动力,就是儒家思想在自身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精神——改革与创新、开放与融合。正是这些富有活力与生命的内在精神,使得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论法律移植与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

从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与实践人手,分析法律移植对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可行性、必要性,指出中国法制在21世纪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无视法律移植理论,就不能真正创建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     

沈家本与清末法律现代化

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思想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法律现代化的实践。本文从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的总体思想、法律制度构建、法律物质设施建设、法律运行和法律观念进行总结概括,以期窥见沈家本主导的清末法律现代化的全貌,正确评价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为我国当代法律现代化开阔思路。     

论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从法律移植对于法律形式化、法律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和法律的效益化三者的推动出发,可以看到法律移植对于法制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法制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移植外国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中国法制现代化发生期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始于何时,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考察法制现代化发生期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制现代化发生期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考辨学界诸家之说,我们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生期定在1901—1912年间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     

鲁迅与中国现代化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本土文化如何被"西化"的过程,对中国圣化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次: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思想现代化.鲁迅认为无论是器用还是制度如何现代化,而其根本在于思想要现代化:个性的解放,道德的重整,人性的建设,社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可惜20世纪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民族战争和革命斗争相继而来,思想的现代化建设未能完成.时至今日,物欲横流,道德败坏,人性沦亡,鲁迅的"首在立人"的思想理念具有更严肃的现实意义.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开始形成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中国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同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世俗化取向两者间的某种契合,或者说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具有一种历史基因的支撑,而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巨大的助推效应:有助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主、个体户以及自雇者的大面积有效形成;直接助推消费内需的日趋旺盛;有效助推了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大面积、大幅度地升级换代;促使社会安定局面持续得以维持。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西欧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较之很多国家来说,更为明显的世俗化现象或世俗化伦理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还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如不予以消除或抑制,势必会形成许多负面效应,阻碍或扭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现代化

我国已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正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面临生态环境问题的考验,怎样应对、何去何从,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树立“天人和谐”的现代生态自然观,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安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前提,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双层经营体制与中国农业现代化

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体制,确保了粮食生产能力的现代化,这突出地表现于国有农场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基于东北建三江垦区国有农场的经验研究表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持续发挥作用,满足了寒地水稻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及资金密集等条件。其内在机制是:在土地租赁制基础上,国有农场作为利益攸关方,有义务、有动力为家庭农场提供发达的社会化服务;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收益的密切关联特征,从事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有自觉服从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