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追求·迷失——论乡村女性的知识分子情结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男性作家笔下出现了众多淳朴善良而伟大的乡村女性,她们因自身与知识、文明的疏离,以及历史积淀和个人经验积淀的影响,形成了难以释怀的知识分子情结。这种知识分子情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对男性的爱情选择中,她们认同的是男权化了的价值尺度;在与男性相处的过程中,她们追求的是男尊女卑的男权观念;在对男权文化的认同与追求中,她们不自觉地迷失了自我。     

宋词的性别审视

以女性为主要审美对象的宋词,对女性给予了特别关注,冲破了以男性为表现主题的惯例,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但其中的男性词人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语境性别立场的影响和性别上的隔膜,他们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无论是对才貌俱佳的女性的外在形态描写,还是对性弱情怨的女性内在品质的熔铸,立足点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生理、心理追求而忽视女性的主体意识,流露出词人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     

女性的悲剧——苔丝悲剧命运再探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是卑下的,这是女性的悲哀.更可悲的是,由于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女性已经认同并屈从于男性文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一切.本文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苔丝的悲剧成因进行探微.     

就士妓恋杂剧解读关汉卿与马致远

关汉卿与马致远均为写作士妓恋杂剧的大家,相比较而言,关汉卿能关注到作为弱势群体———妓女们的不幸遭遇、痛苦生活,并从理想的角度赋予她们以光辉的形象,描写了她们以自己的美丽、聪明、机智来抗争命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马致远则站在文人的立场借杂剧创作抒发了士不得志的失落情怀,在剧作中表露出一种白日梦情结,体现了一种寒士文化精神。若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被男权社会的伦理规范所改塑过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已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中追求一种"精英"和"金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因此,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性价值"叙事

在现代女性小说的叙述中,男性人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男性个体与国家和民族的联系上,这种价值模式也是男性历史时间叙事的表现之一,对此,女性作家给予了一定的认同,同时,她们也通过对安稳和谐、生命存在等永恒性因素的追求,把自己的时间叙事渗入到男性叙事中,以此参与男性价值的现代建构。     

改革开放初期“男子汉文学”及其政治焦虑

改革开放初期兴起一股"男子汉文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先后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对"文革"的历史挫败感进行直接心理补偿的阶段;二是走向追求"优越感"、歌颂男性生命力、塑造男性"主宰自我"神话的阶段。这股热潮是知识分子面对历史和现实危机克服自卑情结、追求自身"优越感"的产物。     

儒理的召唤 传统的回归——浅析高明《琵琶记》的男权意识

《琵琶记》是一部具有浓郁男权意味的经典剧作。男权意识体现在女性形象牛小姐、赵五娘和男性形象蔡伯喈身上,它们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追求;二是男性人生价值的定位。剧作如此刻意重提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的男权意识是为了维护和提升元代渐已失落的男性权威和儒理地位。     

现代女性文论中的正义观

女性的社会属性是被男权社会所规定的,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在正义方面的天然不公平性.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她们利用男权社会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自身的特质.只有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性文学中的叙事,才能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正义地位有清晰的认知.正义既关乎社会秩序,更牵涉女性权利.进入当代,女性的社会权利、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女性文学在公共领域内的不在场导致其公共话语权的缺失.女性文学又过分强调自我而割裂同男性的联系,更加剧了社会伦理的二元对立.在社会思潮不断变幻的今天,女性只有书写自我、挖掘特质,同时善用人类价值体系进行宏大叙事,在公共领域内彰显自我并与男性一样“在场”,与男性构成“我们”的共同体一起对抗男权社会的侵袭,才能实现对女性正义观和正义地位的现实构建.     

现当代游记创作中的家园情结

“家园”是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主题,家园情结则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情结.在现当代散文创作中,当然也少不了家园情结.游记散文本应是对离开家园的游历过程的记载,但是在游记作家那里,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对故乡的描述,甚至对于家园、故土的描述占据了许多作家游记创作的主要内容.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作家们的生活态度、政治思想、社会意识密不可分,反映出的是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男性女权主义者：舒芜对中国男权的批判

本文探讨男性知识分子舒芜（1922—2009）的女权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和过程,他以男性“个中人”的身份,对中国男权社会、男权思想进行了分析揭露,表达出一位男性女权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思考和对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     

身份认同视域下格非“江南三部曲”再解读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一个家庭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与心灵蜕变的传奇故事为切入口,生动呈现了乌托邦理想在乡土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承与变异过程。在追寻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陷入到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三部曲中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不仅与时代变革有关,同时也与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和追求有关。三部曲的意义不仅在于从乌托邦的角度反思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史,更重要的是作家借此传达了对身处现代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男权、女性与自我认同——曹衍玉故事研究之一

中国民间故事家曹衍玉讲述的女性故事,包含了女性、男性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与君权、父权和夫权等男权的对抗中,展现了与男主人公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女性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的自我认同.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恶之花”的重新解读——论元杂剧中的淫妇形象及其文化蕴涵

元杂剧中的淫妇形象具有符号化、概念化、模式化的特点,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体现了杂剧作家积淀甚深的伦理观念和男权中心意识。虽然杂剧作家在塑造淫妇形象时,有意识抹去了她们偏离传统的合理因素,但是我们依旧能从剧中窥探到她们反叛行动背后无法言说的隐衷,以及淫妇形象的出现带给男权文化传统的挑战和突破。     

花落的声音：女性的身体与年龄——从《因为女人》看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

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有其特有的生命体验即对于生命体验的完整的过程,但在一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却完全是另一个情况,男性教授作家阎真的《因为女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小说以女性的身体与年龄为轴心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告诉我们：女性的身体,是男性的欲望叙事;年龄,使女性对危机予以认同;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形成女性自我救赎的重阻;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描述是偏颇的。这就警示着我们更多地思考女性解放的出路。     

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中女性等待主题——从“候人兮猗”谈起

"等待"是中国古代爱情叙事类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一个共同属性,《候人歌》首开其端。女性的等待可分为显性等待和隐性等待两种,她们在等待中获取爱情、婚姻、社会价值以及男性的认同。男权社会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宣传的固化是形成女性被动性的现实原因,独特民族性原因以及强大的文化传统因素则是其深层原因。男女与君臣之间异质同构的关系,女性等待展现出的阴柔与阳刚两种审美特质符合传统文化与男性人格理想,这都使女性的等待成为了生生不息的诗意表达体。     

萧红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

本文探讨了萧红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问题 ,认为 :由憎父情感、恋父倾向矛盾交织而成的父亲情结 ,使得萧红在向男权社会猛烈抗争的同时 ,又从成年男性那里寻求父爱的补偿 ,而祖父情结则一方面强化了她的渴望心理 ,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理想之爱的标准、尺度 ;由此而成的女性意识与行为背离铸就了失败的女性萧红、成功的作家萧红、特异的“这一个”萧红     

独立·智慧·平凡——析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女家庭教师形象

19世纪的英国,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现了女家庭教师的形象。可以从心理与社会根源两个方面来探讨女家庭教师形象的形成原因。从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们对职业、婚姻的观点来深入探讨,家庭女教师的形象是对男权价值标准下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反叛。     

论中世纪英国女作家的文本写作与情感虔诚

中世纪英国女作家诺唯奇的朱丽安的代表作<诺唯奇的朱丽安的启示>和玛格丽·坎普的代表作<玛格丽·坎普之书>分别描述了她们所感受到的各种幻象,记述了她们与上帝和基督之间超言语的对白和交流.与后来各个时代的女性作家不同,她们处在神权与男权的双重压制下,却策略性地顺应男性化的神职文化,巧妙地运用宗教语言,在幻象中通过对基督受伤之躯的冥想和阅读,展示了自己的情感虔诚,实现了她们对现实世界中自己角色的期待和转换,模糊了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映照了中世纪英国人超验的信念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