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法的核电站周边居民接受度评估研究

接受度研究是以公众与技术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民众的风险意识特点,最终缓解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潜在冲突。核电站是一类十分特殊的大型工程,自面世以来一直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引发邻避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民众的接受与否对于核电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运用AHP法建构核电站周边居民接受度评价模型并对湖南省桃花江核电站的周边居民接受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桃花江核电站周边居民对核电站的接受度评估为良好,发生邻避冲突的风险较低,但在个人健康水平和民主性保障等单项指标上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邻避问题的发生、症结及其破解——H省S镇变电站建设案例分析

基于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通过聚焦H省S镇变电站建设从遭遇阻力到顺利完成的变迁历程,构建“风险感知—价值失灵—民主协商—价值实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解析变电站邻避问题的产生原因、存在症结与破解路径。研究发现：民众的风险感知差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邻避问题发生与演化的根源;协商沟通低效与公共价值失灵是邻避问题存在的症结;地方决策模式的转变是邻避冲突缓解的拐点。风险沟通、民主协商、利益补偿是邻避问题得以破解、公共价值得以实现的三大工具,而民众的有效参与和官方的积极回应是促成三大工具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     

邻避冲突化解中的政治吸纳与制度嵌入

邻避冲突是由于垃圾场、高速公路、殡仪馆等公益性设施的修建所引发的、设施周边居民基于邻避情结、旨在阻挠设施修建的抗争。基于邻避决策的现状,邻避冲突的困境通常体现为非理性的邻避诉求与政府“非邻避化”的处置方式。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实践表明,政治体制吸纳邻避冲突与邻避冲突的制度嵌入,将有助于邻避冲突困境的化解。     

涉核邻避冲突的生成逻辑及敏捷应对策略研究

涉核邻避冲突是中国核能建设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文章通过对四个典型案例的考察,发现当下涉核邻避冲突呈现出公共价值输出的非理性化、新媒体情境下冲突形式的耦合化、民众抗争行动的社会学习化三个特征。文章通过理论探析和案例验证发现相对剥夺感背后的封闭决策、锚定效应影响下的认知失衡、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信任阻碍、人际互动状态中的群体行动共同构成了涉核邻避冲突的生成逻辑。最后,以生成逻辑为基准,在敏捷治理理论指导下,分别从科学决策、矫正认知、建立信任、阻断转化四个维度提出了敏捷应对涉核邻避冲突的对策。     

焦虑情绪、风险认知与邻避冲突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垃圾填埋场为例

以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为个案,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填埋场周边民众的焦虑情绪、风险认知和邻避态度三者状况及其内在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3/4的居民属中度以上焦虑,近6成居民邻避态度强烈;焦虑情绪与邻避态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风险认知的4个因素——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补偿意愿中,补偿意愿与邻避态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三者均与邻避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邻避冲突中的新公民参与： 基于社会建构的过程

新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的核心议题，它对规避邻避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表明，邻避冲突中新公民参与缺失激化了对抗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新公民参与是对邻避问题扩大化的负面解码过程，认知解放、信息不对称、知识垄断、信任差距等对此有重要影响。提升新公民参与应从制度化建设入手，扩大参与主体，建立决策参与、法律框架、信息沟通、知识分享等制度体系，建立邻避问题的有序、协商与对话机制。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面对“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冲击—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fs-QCA对选取的40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使地方政府以“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基于群体异质性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演化博弈分析

【目的/意义】明晰邻避冲突的成因与诱发路径对于邻避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遴选2007～2016年26个邻避冲突案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解释路径,采用两阶段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邻避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路径,探讨邻避冲突的治理策略。【结论/发现】“公众参与机制”和“政府公信力”是邻避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经济补偿机制”对邻避冲突演变的影响较小。“公众风险感知”和“媒体介入程度”具有联动效应,对邻避冲突的发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非城市业主更倾向于选择非理性对抗,奉行“大闹大解决”的抗争策略。最后,从公众参与、政府公信力、风险沟通、媒体介入等维度提出了邻避冲突的治理对策。     

多因型抗争： 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R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1983—2015年）

已有的邻避运动肇因研究,一直遵循“诉权—感知—谋利”的解释框架。通过对R市邻避运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的产生至少包括身份特质型动因、风险机会型动因与媒介建构型动因三个维度。对比传统解释框架可以发现,无论诉权、感知还是谋利,都不是邻避运动产生的核心肇因。相反,高动员特质、较低的抗争风险、新媒介的助推更易导致抗争行为。鉴于此,“多因型抗争”的解释框架应包含身份特质、风险机会、媒介建构等三个肇因维度。相比于传统解释框架,多因型抗争对中国国情的环境抗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形塑中国邻避多因抗争行为的深层机制。它既引发民众进行邻避抗争,也规范民众在有限范围内有序地抗争。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PX项目事件为例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加。随着民众民主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增强,邻避设施及其引起的邻避冲突也成为了比较严重的公共问题,缺乏有效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笔者以广东省茂名市的PX项目引发的冲突事件为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分析了茂名市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邻避冲突应对的具体相关建议,即培养公民树立正确的参与意识、完善公民的参与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强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强化相关司法保障。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环境邻避冲突化解路径

环境邻避冲突的实质在于环境保护领域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运用与行使,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和平合理化解。城市规划作为环境邻避设施选址或建设决策的法律形式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应以提升规划决策理性为目标,通过塑造专家、大众与政府的法律形象以增进各主体间的信任与理解,最终达成最优城市规划方案,因而成为化解环境邻避冲突的制度路径。     

浅析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及规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诸如垃圾处理厂、核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邻避项目陆续兴建,多次激起公众的对抗情绪,引发"邻避型群体事件"。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利益剥夺、环境影响、权利保障等,从心理视阈进行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拓展到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影响,并以积极的"心理资本管理"代替传统"心理问题防治"的探讨非常少见。因此有必要从"心理资本"视角入手,研究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公众心理资本的内容、特征与开发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规避邻避冲突的对策:提升外部心理资本,塑造政、企、民良性关系和强化内部心理资本,提升项目接受度与风险应对力等。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

我国因邻避设施的兴建而产生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邻避设施的后果承担者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享受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这种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不均衡性的存在致使邻避设施极易升级为矛盾的导火索。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避免或解决邻避冲突的对策在于:提高邻避设施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大利益受损者的话语权,降低因预期性负外部效应引起的不安和忧虑等。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环境正义的视角

作为一种环境社会事件,邻避冲突直接关涉的是环境权益处理的妥当与否。只有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出对邻避冲突发生原因的深刻认识;也只有做到对居民环境权益的公平对待,才能实现对邻避冲突的科学治理。公民环境权界定不清晰、环境利益分配不平衡以及环境要素使用不符合程序规范都可能引起邻避冲突的发生。而要想从根本上防范邻避冲突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原则贯彻到邻避冲突治理之中。首先,通过对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实现环境承认正义,做到环境使用的有法可依。其次,通过环境利益分配的均衡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最后,通过决策模式的科学化走向环境程序正义,减少环境权益纠纷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