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宋代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     

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

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刻本与官刻本、坊间刻本三者成鼎足之势。家刻本对文化的贡献有裒辑文化典籍、传扬尚文之家风、促进私人藏书的发展;对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及发展,亦有贡献;宋代家刻还出版了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于家刻本重视质量,成为后世珍贵典藏——宋版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与漳州官私刻书

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其中所涉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二是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由此可知,朱熹任漳州知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漳州地区的图书出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明清新安商人与刻书

论述了明清时期新安商人的刻书条件、成就、动力及其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     

天京刻书述略

为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太平天国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写、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极力查禁销毁,致使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根据有关文献考察可见太平天国刻书的概况和版本学方面的特点。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明季著名刻书家毛晋刻书述略

较之宋元,明代刻书地区、种类、内容,有进一步扩展;数量有更大增加;板式和刻印技术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其中私家刻书成就非小,贡献颇大。据统计,明代私家藏书、刻书者前后多达四百二十余家,以精刻著称于世者亦不下三十余家。其中尤以明季刻书多、质最精,历时久、流传广而名闻于世之著名刻书家毛晋最负盛名。     

曾国荃与晚清官书局刻书

曾国荃一般被认为是个打战勇猛、贪钱爱财的武夫,其实他对于儒学、儒生和文人雅事始终抱有温情和敬意.因此,在军书旁午之时,他就有慨然捐资刻书之举；兵燹平息之后,又悯战后书籍残毁,亲躬铅椠之役,设局广刊经籍,在晚清刻书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页.其好学乐善,刊刻经史,都是出于弘扬儒术、传播文化的自觉,起到了嘉惠士林、振兴文教的作用.     

江苏唐五代刻书述略

江苏是古代刻书的起源地之一,史料记载早在南朝时期就有刻书活动,而确切可考的时代则为唐五代。唐代刻书主要在扬州和苏州,内容则以佛像、历书为主,偶有文集之刻。五代时,江苏境内的刻书活动主要集中在建康,可以考知的有三部典籍。江苏在刻书的早期时代,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为宋代以后刻书事业的繁荣做好了坚实的基础。     

山西古代刻书考略

雕板印书是我国古代书籍史上时间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书籍形式。自唐代至近世,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古代丰富的思想文化和宝贵的文献典籍,都赖雕板印书得以流传和保存下来。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本应加以保护,以利批判地继承和科学的总结。但是,林彪和“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肆意践踏文化遗产,使大量的古籍遭到灾难性的浩劫。敬爱的周总理坚持毛主席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坚决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还于1975年11月发出了     

徐州古代刻书述略

徐州从明代始有刻书活动,清代则续成其事。其中,官府所刻主要为方志,对徐州地方志的编写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私家所刻多为诗文集,几位重要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刻梓以传;书坊刻书仅有零星记载,刻书的商品意识不强。徐州古代刻书虽不及江南发达,但是对于促进当地的藏书和读书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徐州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     

"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5年12月9日至11日，在西北大学举办了“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西北大学等17所院校及研究机构的2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会议的参加者中，既有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专业研究的专家，也存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会议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学者们就朱…     

略论我国书院的教学与刻书

书院是我国自北宋至清末的一种学校教育组织,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较高的学府,但它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学校。现在谈论书院,可先附带略述我国宋代以前设置的学校。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起源于奴隶社会。尔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文化科学的增进,学校体制由萌芽到成长,学校的种类及名称,也在不断变化。据文物及史     

宋代书禁法述略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颇为复杂的时期,为此宋王朝立有严厉的书禁法以防国家军政信息被泄露。宋代书禁法以皇帝的诏敕为法律形式,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两宋逐渐走向完备。然而,宋代书禁法的实效却不甚理想,触犯书禁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当时文化、经济、民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略述宋元时期安徽刻书

文章略述了宋元时期安徽刻书业的发展概貌,从官刻和私刻的两个侧面,揭示出宋元时期安徽所刻图书的种类、数量及传世状况。     

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金是女真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与南方的汉族地主政权宋长期对峙。由于《金史》缺《艺文志》,金代的图书情况没有完整系统的记载。金代流传下来的书籍较少,人们谈图书时往往喜谈宋版书的珍贵,而对金代的刻书之盛却不大注意。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提及“金时平水刻书之盛”,并介绍了金代刻书情况与版本源流,指出:“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唯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而他处私宅刊本,亦间有之。”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五代监本刻书事业述论

本文分析了五代监本刻印的历史背景 ,论述了监本刻印的目的和过程 ,对监本刻印和主要贡献者给予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