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

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和参与是民国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持续不断的国民外交运动推动了民国外交的现代化进程:它强化了“以民众为主体”的外交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的外交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近代中国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外交民主化要求的体现 ,它的产生是西方民权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在近代中国 ,广大国民先后以非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及合作性的个人(或团体 )外交活动等形式对外交进行了参与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双管齐下、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中缅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而这些社团的半官方色彩,又使其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颇具特色。     

北洋时期"国民外交"的困境及自我调适

北洋时期,国民干预外交热情高涨.随着参与外交的深入,国民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各种困境,为推动国民外交运动发展,国民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反省与调适.     

民初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分析

国民外交运动源于国民以运动的方式试图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在近代中国,对外反帝并追求国际社会平等交往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却常常以对外运动开始,而以对内反对北京政府而结束,从而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全面危机。这与政治局内人对机会的制造、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的竞争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催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与国民外交运动

国民外交运动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以民族独立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并且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使民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同时,该运动在民国时期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动员力度,极大地唤醒了国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由于外交不力,引发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导致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使之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并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然而,近代国人对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是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输入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两者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民意识的增强以及知识人士与下层民众相互结合,全体国民共同对外的历史趋势。     

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会议召开前后,广大民众就南北政府参会代表资格问题和鲁案直接交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议论,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行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会议前后的民众舆论和国民外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现了其对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国民外交的大力支持以及民众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政争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在美各方力量博弈

华盛顿会议召开后,中国在美各方力量通过诸多方式进行了一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在国家利益层面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但因党派利益掺杂其间,南北政府代表围绕十项原则、中日直交、借款赎路等问题进行了诸多交锋,带有浓郁的政争对抗色彩,反而是国民外交代表与海外华侨、留学生力图弥合两者之间分歧.总的看来,外塑一致对外的国际形象与最大限度收回民族权益是其主要内容,呈现了中国内政纷扰的特点,同时也彰显了民族主义运动的伟力.     

试析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民外交"思想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民干预外交活跃,刺激了时人对"国民外交"的研究.文章拟就时人对国民外交的概念界定、其思想来源、内涵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作一些梳理考察.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代表的南北政府侨务政策比较研究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在中国政坛上渐次出现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即以袁世凯等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政府。在民国初期侨务政策的基础上,南北政府均制定了相应的侨务政策,并做了一些侨务工作。南北政府的侨务政策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在本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诸如保护华侨权益方面,南方政府比北京政府更加积极全面,深入侨心;大力发展海外国民党组织则为南方政府的独出特点;吸引侨资的效果北京政府不如南方政府显著;南方政府侨务政策比北京政府影响更加深远。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论析

近代国民外交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主要体现为工商界、教育界和政界等的外交参与活动,具有临时性,即因事而起的特点;其方式相对温和、目的过于理想化;国民外交组织也比较松散,组织性较差。由于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制约,国民外交对于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它的价值和真正意义在于:它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近代民族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境外政府创新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20世纪80年代始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政府创新很快成为一项全球运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实践成果的取得是和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创新实践的演进脉络是重合的。因此,对国外政府创新的理论背景和实践成果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是我国政府创新对国外政府创新成果进行借鉴的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北观念考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长期潜存于人们心头的“南新北旧”意识又重新出现。国人心头传统的“南北之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被重新诠释和建构。南北观念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不同之前的新内容。以陈序经、朱谦之等为代表的南方知识分子,对于南方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构,并发起“南方文化运动”,以期取得话语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 -1928

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并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重心在北伐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前已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