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三论

选本选源是操选政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朱祖谋是当时占有宋词文献最全面的学者之一,<宋词三百首>的选源既广且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文献价值.况周颐曾助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他的词学见解通过和朱祖谋的"相与探论"也影响了<宋词三百首>的编选.<蓼园词选>是清代一部重要的选本,其论词观念对况周颐影响较大,通过况氏这个中介,也对<宋词三百首>的编选有一定的借鉴.     

《宋词三百首》刊刻以来的传播与误读探论

朱祖谋《宋词三百首》自刊刻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其传播过程呈现出不同词学流派的同一性与不同历史阶段接受语境的差异性特点。新时期以来,由于接受语境的差异,《宋词三百首》的接受出现了严重的误读,究其原因,除接受语境的变化外,其与《唐诗三百首》等“三百首”系列的连带效应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试论《古诗十九首》悲凉的美学风格

本文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系统阐述了汉末诗坛奇葩<古诗十九首>的美学风格.认为悲凉慷慨构成其典型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对后世文学特别是建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集纂集与群体风貌 --论孙默及其《国朝名家诗馀》

孙默在康熙年间刊刻的《国朝名家诗馀》是清代第一个大型词总集。它体现了明代词风的延续,显示了当时词坛活动的连续性,和《倚声初集》一起成为一时双璧。围绕在孙默周围的是一个阵容庞大、影响力多向渗透的群体。他们或为被选之词人,或为选者和圈点者,或为作评者,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他们的理论主张对后世多有启发,而孙默本人的词学修养也在这样的活动中有所体现。     

盛世选本的盛世形态--《河岳英灵集》、《唐贤三昧集》二选本之共性研究

《河岳英灵集》与《唐贤三昧集》二选本乃盛世人选盛世诗,均以休闲主题、清远风格为正宗和主体,竟然都不选杜甫,尤其是《三昧集》连李白也不选,这反映了二选家的高度诗美自觉。殷、王士二人选诗的趣味,固然有其性格、文化及美学上的诸多原因,但是,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盛世太平气象的深刻影响,是盛世时代性质有形无形的趋导和规范。结论是:盛世自有盛世的时代意志,盛世选本自有盛世的美学形态,盛世选本自然应该折射出盛世的光影。     

《日出》的版本与修改

<日出>经历了复杂的版本变迁.其再版本较之初刊本和初版本更完备;开明本改动最大,充满国家意识形态修辞;"剧本选"本是初版本与开明本的合成本,但又有新的改动;"戏剧二版"本承续了"剧本选"本的修改,是一个更适合演出的本子;四川本是曹禺最后的改定本,却又不及再版本那样完备.这些不同的版本是<日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变体,其实是不同的文本.这涉及文学史如何叙述具有不同版本的新文学名著的重大命题.     

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

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是刘熙载《艺概》对《左传》叙事艺术的重要总结。但这六个方面各为何意?都具体就《左传》哪些叙事而言?作者未说,引用者不讲,多数读者不免糊涂。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拟结合自己读《左传》的一些体悟,对刘氏这些观点作若干阐释,以期对《左传》研究有所推动。     

笙磬同音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34种,<文选>39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20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论杜丽娘形象的独特性与价值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个性意识、情感意识的自我觉醒者.肯定人的欲望、人的情感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其形象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之所在.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四六膏馥》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

南宋书坊有所谓《四六膏馥集》,选录杨万里、李刘二人四六文之所谓“膏馥”者编类刊出,实不过为社会日用书启提供范式,流传绝少。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七卷,置于类书类存目中,故亦少有注意者。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四六发遣膏馥集》,凡四十卷。篇幅既远多于四库之著录,内容又正反映了四六文在写作上由北宋之淡雅自然,渐变为南宋之工巧繁碎,而在社会应用方面又日渐实用化的趋向。书中分类摘编的对句与长联,又透露出宋四六与对联的密切关系。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     

《抱朴子外篇》宋本考论

宋本《抱朴子外篇》今实物无存。但是,根据相关的史籍我们可以判定,宋本《抱朴子外篇》存在十卷、二十卷、三十卷、五十卷等多种版本,并且有一定佚亡,但是其基本内容应该与今本相差无几。宋本《抱朴子外篇》趋向今本是比较明显的。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