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与护国战争

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夺取辛亥革命成果,进而复辟封建专制,爬上“洪宪皇帝”宝座。对此,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表达“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扫除独夫凶焰”,重建中华民国。经过广大革命者的共同努力,1915年12月25日。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讨袁为标志的护国战争爆发。结果,袁氏王朝垮台,民国得以复生。在这场战争中,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学术界长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许多人一谈护国战争就只称许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忽视了中华革命党,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的再评价

陈其美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辛亥革命的准备与发动，他是上海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上海光复，被推为都督；二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支持孙中山重整革命组织，出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最忠实的助手，实际领导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讨袁斗争，终遭袁世凯暗杀。然而对这样一位将最后一滴鲜血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革命志士，某些亲历者和后世评论家对他的事功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１９８６年湖州召开的“纪念陈英士先生殉难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对此已作了澄清，同年广东召…     

从中华革命党看孙中山“以党建国”思想的形成

二次革命失败后,为扫除专制,重建民国,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为了增强该党战斗力,孙中山将凝聚其精英治国理念的五权宪法引入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架构,希望以此提高党员素质,增加党员实行五权政治的经验。进而,通过修改革命程序论,孙中山以党权取代军权,并将其作为统领民众进行民主建设的主导力量写进党章。与辛亥革命前的有关思想相比,孙中山此时初步形成了以党建国的民主建设思路。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孙中山改组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从兴中会到中华革命军

<正>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试图改组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改组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则甚少为一般学者所论及,或虽论及而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进行改组革命团体的这两次尝试,反映了他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反清革命时期所遇到的困难、阻力和矛盾,以及为克服这些消极因素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初期民主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过程。因此,这个问题理应引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先就其中的第一次尝试,即孙中山改组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的思想动机、基本事实过程及其有关背景,作初步的论述。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正> 孙中山先生自建立同盟会始,就规定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称这个宗旨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不久,他又将这个“大本”阐发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的概括.为了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他设计了著名的“三序方略”,规定了以党建国和治国的时间和方法.从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方略,到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的《建国方略》,孙中山都把从军法之治开始到约法之治结束这段时间称为革命时期.他又将革命时期,视为建国时期.建国结束后,即进入治国时期.也就是说,他主张军政、训政时期是以党建国,宪政时期是以党治国.方略规定在建国时期,党的责任是:     

中华革命党别议

中华革命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颇遭时人非议。今人论及,尚多认为它只是一个“服从个人的、狭隘的革命小团体”,具有“严重的宗派性”。领导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孙中山为什么要组建一个具有“严重宗派性”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有别于同盟会、民     

1913—1916年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剖析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旗手,是具有世界声望的一代伟人;黄兴长期以来作为孙中山的助手,追随孙中山,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为创立民国的斗争中以及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孙黄”并称,成为美谈。然而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逃亡日本,围绕着“宋案”处理、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追究以及中华革命党的成     

广州“正式政府”述论

<正> 根据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政治构想,建立本党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护法运动中确立的实质性目标.1921—1922年“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仿照辛亥革命时期创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先例,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表明推翻北洋政府、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孙中山等人将自己组建的新政权称为“正式政府”.广州“正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势力、争取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政治水平,并为日后国民党走上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新路铺垫前进的基石,也为后人评估五四运动以后复苏延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能量与局限留下了典型分折的素材.     

试析孙中山的“以人治党”思想

孙中山认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这一治党思想从中华革命党创建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甚至直至孙中山去世,虽然中间经历几多形式变化,但一直贯彻始终。它以“党魁独裁,服从个人”为中心内容,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做保障安排,努力探索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政党的建设道路。尽管这套党建原则和具体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对中国现代政党的内部建设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讨袁时期戴季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

讨袁时期孙中山的最大目标为成功倒袁,重掌政权。戴季陶为其心腹,深知日援不可或缺,故将中国国内汉族之间的讨袁革命,上升至被压迫之黄色人种解放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高度,视日本为此次革命运动的伙伴。戴季陶一改辛亥时期的批判态度,首次对日本人的民族性及共同信仰给予高度评价,从黄白人种冲突观点出发提倡"中日提携论"。戴季陶的这一转变,除遵从孙中山的中日提携论外,尚与其自身经历和思想有关。戴季陶具备了从日本角度出发研究日本的姿态,这是他后来不拘泥于批判日本,而能将日本的优缺点客观加以分析的基础。     

中华革命党收卷民族主义旗帜的原因及意义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纲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变成了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旗帜收卷起来了,直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中国国民党成立,它才被重新展开。本文试图对此加以说明。     

略论辛亥革命中的吴禄贞——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

吴禄贞(1880年——1911年)湖北云梦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革命,对孙中山“尤倾倒备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返日本,继续求学。学成归国后,制定“以改换新军头脑为成事之根本”的革命方针,在湖北新军中“鼓吹革命,不遗余力”,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禄贞因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曾打算拥戴吴禄贞为军政府都督,并派人与之联系,只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才将黎元洪推举上台。总之,辛亥革命前,从吴禄贞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初,就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03年“拒俄运动”之后,更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之一,积极地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长期匿身于清     

黎元洪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城中的政治俘虏。护国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为主,云南起义反袁,又主要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中下级军官联合上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经过长期组织发动的结果,护国军政府的政治方向、军事计划和政府组织则由梁启超、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掌     

中华革命党的财政管窥

除征收党费外 ,中华革命党的主要经费来源为发行革命债券与举借外债。革命债券的发行对象主要为海外华侨 ,外债则基本上来自日本。为了推进债券发行 ,该党本部不仅制定章程、设立机构、广派人员 ,而且对应募出资者规定了种种奖励办法。在财政收支方面 ,中华革命党非常注重本部的统一管理 ,曾反复强调。该党财政支出 ,主要用于发动各地反袁武装起义。从总体而言 ,财政方面的困难明显制约了该党的军事行动步伐。     

试论廖仲恺的反帝思想

廖仲恺(1877——1925)是我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他自二十世纪初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以后,无论在同盟会时期或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时期,都作了出色的贡献,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以后,廖仲恺成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由于     

论孙中山与近代福建资产阶级革命党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孙中山的不懈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形成前后,不少地方革命党派或团体在各自形成和发展的不同过程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本文以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阶段,孙中山与福建革命党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往来为线索,对孙中山与福建革命党的双边关系问题作一论述。一福建革命党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杨衢云。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枪伤,两天后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案”。事件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归国。主张兴兵讨袁。但是关于孙中山归国日期,许多著作的记述都是错误的。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为3月26日(下册458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结晶。他在追述“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时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门“因袭”传统文化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创新思想。‘“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影响巨大，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旗帜。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诸多言论中，孙中山从传统文化中广泛吸取有益于革命需要的东西，并适时地赋予其新的意义。从“驱除邀虏，恢复中华”中，可以看出，孙中…     

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 ,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 ,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 ,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而日本亦是根据各时期或各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 ,决定对黄政策。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 ,即不支持黄兴反袁 ;需要反袁时 ,则利用黄兴 ,并给予一定的援助。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政策和策略时都是以各自对袁的战略与策略为前提。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而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因此 ,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