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公共利益这一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频繁出现,但对其进行具体解释的法律却是少之又少,因此造成我国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一词含义模糊、界限不明,进而造成公共利益一词使用的混乱与不规范,甚至成为公权力侵夺公民合法权利的一把保护伞。对现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使用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再明确公共利益一词的具体含义是我国现行立法过程中的当务之急。     

论公共利益的认定原则

公共利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依法认定是公共利益认定的首要原则,我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边界,以明确执法和司法。正当性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标准,公共利益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共利益只能在没有其他备选替代方案时才能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利益是相对的长远利益和重大利益。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其他利益作出限制或牺牲时,应当把这种限制或牺牲限制在最小范围,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追求公共利益时损害了个人利益,就应当给予充分的公平的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认定应当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程序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思考

如何时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法律保护已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特点和前沿,但对其独立性的探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理论及实证两方面对法律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进行分析,提出社会公共利益是因其主体--社会的独立而存在的一种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并列的利益形态,它一经产生就有着独立的法律诉求,这种独立的法律诉求客观上要求法律对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保护,法律社会化成为发展的趋势.     

孤儿作品利用的价值取向与模式

孤儿作品通常指即使经过努力搜索仍无法识别或定位的作品,由于作品的权利人不明,缺失授权阻碍了智力成果的创作和知识的传播。鉴于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并未给出解决方案,如何利用孤儿作品依旧是棘手的难题。当前学界提供的思路包括采用域外经验、借助信息技术以及从效益视角看问题。这些方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新近的研究试图通过削弱著作权的方式规避授权要素以促进公共利益。从立法角度看,孤儿作品的政策制定需要在制度层面合理调整关联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防止权利失衡的潜在风险。以此为基础,本文对现有的规制策略进行评析,通过价值判断构建出合理的制度选择。我国孤儿作品制度的建设应当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第三方机构提供审查和证明,通过正当程序明确孤儿作品的保护标准和利用流程,实现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     

论欧共体反倾销条例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反倾销措施涉及多方利益，一些国家越来越重视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反倾销措施的得失。欧共体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论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得公共利益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学者们各有分歧。但基于公共利益对于经济法的特殊性,需要对经济法上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进行探讨。在经济法理论中,需通过区别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与其他相关利益,把握公共利益在经济法中的基础地位,再从价值判断、“类型化”方式等实质标准和事前审查、事后司法救济机制等程序标准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利益的识别和界定,保障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论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的利益冲突。鉴于现阶段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性,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已是必然。实现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公平立法确立各利益主体的合法地位,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社会利益的流向,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公正司法建立利益的救济机制和干预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论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论基础

为了探究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论基础,运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文献分析法等方法,从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三方面对此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国家理论的发展为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政治学基础,三元社会分析模式为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法社会学基础,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为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提出了经济学基础.     

论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房屋征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的思路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予以明确.但公共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实践也表明这一思路对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泛化或虚化问题的解决成效并不大.有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方法论的角度,从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确定和程序的控制角度,对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法律上应当确定公众受益性标准、用途效果标准和可持续发展标准三个标准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对公共利益的适用予以保障.     

民事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能寄希望通过单一途径或单一方式来完成和实现，多元的公共利益保护途径是完善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然选择。民事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并籍此保护和捍卫公共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实质在于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诉讼方式或司法渠道。为使保护公益的案件获得畅通的诉讼渠道，确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论公共利益的公法保护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研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公权力侵犯的事例屡屡发生,而各种防控措施都要么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要么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建议应以法律手段为主,而不应以政策等手段为主,应以程序法为主,而不应以实体法为主,来保护公共利益使其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并科学理性地制订保护公共利益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关于公共利益四种界说的思考辨析

＂公共利益＂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常被误用、滥用的概念,对法哲学上现存的四种界说——＂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的思考辨析表明,单纯研究公共利益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思维的误区,应当实现从＂概念导向＂到＂操作机制＂的重大转移：从单一判断标准,转向多重组合标准;从聚焦公共利益的概念,转向重视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从聚焦公共利益的判断,转向重视公共利益代表机制和保护机制的建设。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的客观机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尽管有区别,但两者又是相互依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依赖于公共产品的完善和社会整体的平衡,公共利益最大化依赖于个人的自由竞争和个人利益的实现。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只能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中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实现机制就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的客观机制和现实基础。     

论我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以英国为参照

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是一种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抗辩事由,是平衡社会公私权利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该抗辩制度长期没有确立。2020年,我国司法对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拟定进行了积极尝试,但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二是对披露对象限定比较严格;三是对不适用这一抗辩的例外情形的拟定比较模糊。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在英国有着长期发展,在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披露方式和对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可以借鉴,在界定侵害公共利益时应当以打击犯罪为基础,扩大到不法行为,并结合国情适当扩大披露范围,同时限定不可适用这一抗辩的例外情形。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2007年10月1日起我国颁布施行的《物权法》被视为是私人财产保护的权利宣言,人们对其予以很高的期望。但《物权法》并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各地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将公共利益作随意扩张,以公共利益名义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时常发生,从而不能有效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不仅有助于《物权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利益衡平视域下生态补偿规则的法律形塑

生态补偿是以环境损益补偿为形式,以利益诉求的全面协调与重新配置为内容的政策工具集,其本质在于通过公平分配权义达致利益衡平,实现环境时代生态利益增益和利益冲突最小化。由于政府治理与有效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拒斥与冲突,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形成和运行中遭遇了诸多现实困境。参与主体的单极化、激励机制的缺位和实施结果的公平性缺失,导致利益失衡与博弈失序进而引发社会公正议题。以权义平衡与协调为目标,通过完善生态补偿立法和政策决策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激励制度等方式,可以实现对利益相关者的正向激励,彰显生态补偿的社会正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