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

中国封建史学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鼎盛。继宋而起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统治全国的朝代。对于比自己先进发达得多的汉族文化,元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统治政策,“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元代的史学亦既是宋代史学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保持了本身的一些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史学领域内掀起了二股思潮,一股是重视史学鉴戒教育作用的鉴戒史学思潮,另一股是围绕辽、金、宋三史编修义例而展开的关于史学正统观念的大辩论思潮。这二股思潮的出现,对整个元代史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元代屡设史馆诏修辽、金、宋三史,修订累朝实录,汇编《元典章》、《经世大典》等都与史学内部、特别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     

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的思考

福建文化最为灿烂的时期应属宋代。而福建宋代文化最为辉煌的地区首推闽北。闽北在宋代由于一系列特型文化的出现而光耀夺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为什么这些文化一经产生便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政治背景及文化传统三方面,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宋代是闽北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闽北文化除了朱子学和法医学属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之外,还出现了茶叶文化、制陶艺术、史学、文学等影响和丰富中国文化的特型文化。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论宋代“文化重置”——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文化重置”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核心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和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揭著名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同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这是逆向的。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文化重置”命题给出的课题。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宋代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并再出发的。     

论宋代史学的普及化倾向

宋代史学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高峰。无论是史家和史著的增多,还是史书体裁的革新与创造等方面,宋代都大大超越了前代。不过,宋代史学还有一个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发源于十世纪下半叶,奔涌于两宋三百余年之久的史学知识普及的潮流。宋代史学在继续向纵深延伸的同时,在广度上有空前的扩展。如果说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还只是寥若晨星的孤立的“点”,两汉形成     

筚路蓝缕,开前人之所未开——谈王应麟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人们一般认为宋代史学和文献学并不发达,宋代的学术乃是以理学为中心,主要是空谈心性。其实不然,有宋一代,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修史制度之严、历史学家之众、官私史书之多是过去各朝所不能比拟的。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言:“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①王应麟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史学家及文献学家的一位代表。然而学术界有关其人其事的研究,     

论宋代话语共同体与市民文化的形成

宋代市民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历来被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视的"话语共同体",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识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此对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开宋代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的话

20世纪40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1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他们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宋代,但是,...     

论宋代江西进士的文化贡献与学术价值

宋代江西籍进士在文学、史学、经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破弃陈规,大胆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其成就是两宋文化发展演变史上令人瞩目的组成部分,对江西当地乃至整个宋代社会的文化体系和时代审美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化创造充分彰显出江西地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读《宋代教育》

<正> 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综观有宋一代的教育,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建置、严密的教育制度、系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实巳经发展到了顶峰,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以往不少学者,虽然承认宋代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鼎盛时期,从制度上对它作了若干研究,却没有发现其中所包涵的新气象.并完全割断了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尤其是宋代教育的有机联系,这样便不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宋代教育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袁征同志所撰之《宋代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正确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在宋代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的新看法,以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周到的分析,通俗而富于逻辑性的语言,揭示了宋代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全貌,探讨了它的优良传统和沉疴痼疾,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宋代的文化精神与美学意识

宋代有着广博的文化内容和深厚的文化涵蕴,宋代文化与宋代美学之间产生了内在的互涵式联系。宋代的怀旧意识、史学精神、议论风格、求异思维等影响并铸合了宋代美学精神和形态。把握宋人疑经变古、独立自持的文化品格,穷究性理、重视才学的文化诉求,崇尚典范、念远怀旧的文化心态,就能对宋人的一系列审美主张和形态做出恰当的解释。宋代美学书卷气浓,富于雅化色彩。宋词、宋诗、宋画、宋书、宋瓷、宋塑等,作为具有高峰意义和时代名片性质的审美品类,无一例外地具有这些特征,从而使得宋代美学成为文化型美学的范式。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

个人喜好以及经筵经史讲读制度的推行,使得宋代帝王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及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他们甚至能秉持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思想观念,并不时将其用于施政实践。同时,宋代帝王往往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官、私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他们在推动了宋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官修本朝史时而体现着他们的某些旨意。总之,以上均是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提高的具体体现。     

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两宋文化史研究》读后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一座顶峰，即使在世界古代史上，它也居于领先地位。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２４５页）璀璨的宋代文化乃是我中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无论在经济、生产、衣食住行、风俗、民情方面，还是政治。道德、学术、文艺、科技、典籍、宗教方面，各个不同的领域内，都有其独到之处，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如果说，唐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宋中兴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修纂考

前言宋代自太祖开国后,鉴于唐末五代八十多年的动乱,亲见武将跋扈,窃夺政权,乃思重用文人,以儒术治国。遂兴学校,重科举,不及百年,学术兴盛,已过汉唐,尤以史学之创新,更有特色,并且引导元明清三代史学的发展。一个朝代的建立,创业之君固然历尽艰难,得天下诚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