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监会：小组织发挥大作用

村级各项事务都盖上了“规范”章．村监会职能得到显现,村级事务在阳光下运行．村民清楚村级事务,畅通村民建议渠道．村的建设遇到问题能及时得到整改．村民困难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村监会小组织发挥了大作用．为村的廉政建设筑牢了“防腐墙”．为村官和村民之间架设了一座“连心桥”。     

“低洼地”上建起的“江南第一村”——记建邺区双闸街道江南村党支部

农村党支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厂大农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团结带领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全面奔小康的带头人。在建邺区双闸街道江南村．党支部担当“领头雁”，率领村民探索出了一条既适应于自身产业结构发展，又切合广大村民实际利益的致富创业之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认知差异及其行动约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意义重大，但实践中经常能看到“干部干，村民看”或“干部忙，村民怨”的现象。农村人居环境构成的是村民日常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他们自由而有序地布局空间环境，注重循环利用和物尽其用，而地方政府则将其视为“整治对象”,强调标准化改造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简单植入，两者对“何为农村人居环境”与“如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和互动冲突。隐性的认知表现出的是显性的行动，主体行动背后更是深受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点以及新时期“政、纪驱动”的政绩考核机制的约制。地方政府需要在政策转换与实施方面深度匹配农村社会结构特点和村民生活习惯，进而在实践层面探索出一条能够将“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行动路径。     

论构建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以皖西部分农村地区为例

由于水域的不断污染,皖西部分农村地区原有的“鱼米之乡”已经悄然变成了纯粹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解决农村生态问题,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两个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转变成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从传统的发展观转变为科学发展观。如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再造“鱼米之乡”的新农村,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大力兴修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等措施,既能改善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又能促内需、保增长,更能带动返乡农民工就业。     

村委会服务功能研究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其核心职能应该是为村民利益服务,包括维权服务、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我国村委会服务功能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利益矛盾和冲突、制度和体制的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贫弱以及村委会成员和村民素质相对较低。增强村委会服务功能是实现农村善治的关键,增强村委会服务功能的路径主要有：理顺利益关系,强化村委会“服务”取向;完善自治制度,规范村委会“服务”行为;发展集体经济,提升村委会“服务”能力;提高村民素质,营造村委会“服务”氛围;重视村官培训,增强村委会“服务”意识。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陕西关中农民收入状况调查与分析——以关中某村民小组为例

在对陕西关中一个村民小组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制约该组村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上级政府责任缺失，村干部长期空缺，农村企业发展受挫，乡村债务缠身，农产品市场难以把握，村民残痰和非正常死亡缺少救助。提出的建议有：尽快明确管辖权划归问题，通过指标选举村委会，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出让费化解部分乡村债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依托国家扬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走农村“专业化→组织化→企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     

数智赋能农村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衡南县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

当前农村协商治理面临主体缺位、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等现实困境。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数智技术解决协商治理难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赋能理论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考察了农村协商治理中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路径。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智技术通过虚实场景再造、沉浸式体验、村务“云扩散”的心理赋能机制,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增强参与效能感、培育公共精神,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通过数智平台拓展协商渠道、共享议题信息、回应民众关切等结构赋能机制,突破了村民参与的时空阻隔及知识结构、权力结构限制,提升了村民的参与能力;通过成果分配共商、决策过程公开、共创结果公示的成果赋能机制,增强了村民的参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数智技术的有效赋能有助于农村协商治理中集体共识的形成。     

主体再造与多元参与：“村民自办文化”的实践机制——基于内蒙古邓村的田野考察

在我国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政策转型过程中,“村民自办文化”已经成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内生机制进而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国家-社会”为理论分析视角,基于对内蒙古邓村“村民自办文化”实践的田野考察发现：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乡土社会内生主体在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政策推进下得以再造,文化供给主体日趋多元,形成了文化行政部门、文化志愿者、村民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系统。通过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文化志愿者的组织和创作、村民的认同和支撑,多元文化主体在“村民自办文化”实践共同体中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联结的实践机制。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基层民主取向下的村务公开:绩效与限度——基于湖北省的调查与分析

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不仅是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主自治的前提条件: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制度的实行,有力地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权利,也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政治规则和程序,有助于推动包括村民自治和乡镇改革在内的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应在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切实保障村民民主权利,充分发挥村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若干问题探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宜运用“修订”的方式进行修改,最优的选择是制定《村民自治法》,次优的选择是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制度的修订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村民委员会内涵以宪法为标准处理,修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选举”,立法确认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法律地位。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必须坚持村民自治属于直接民主形式的自治和村民自治的法律主要属于行为法的基本理论。     

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发生学逻辑

乡镇政权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与失衡性、村民权利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等现实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民权利博弈的非均衡性。从发生学逻辑考察,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本质因素。端正乡镇政权的公共理性意识,建设农村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乡镇政权与村民之间均衡博弈的有效路径。     

村民自治程序失范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创新探索,其直接民主的形式更是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村民程序认知、传统程序法律文化、程序违法责任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程序失范现象。在持续推进政治民主的进程中,解决好村民自治问题,实现村民自治法律程序化、规范化,必须从增强村民程序理念与程序意识、加强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程序的指导、完善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入手,从源头、过程和结果全面防范和杜绝程序失范,以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是:通过村民的"四个民主"活动,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然而,由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作为村庄外部的主要力量监督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对二者的矛盾加以协调,对其他三个民主的实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关系人情取向与村落内生性公共权力——河北Y村选举分析

由于中国社会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在探讨村民的选举行为时，不能忽略关系、人情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并不是投票的主导因素，感情网络与传统社会中对于关系、待人处事的社会期望深深地影响村民的行动逻辑。人情和关系成为村民投票和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内生的公共权力被困在关系人情的强大力量中而失去自主性和培养民主文化的能力，有待理性民主的引导。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权力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