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五卅运动”与“五四后思想革命”的夭折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复古浪潮甚嚣尘上。1924年11月,失掉了《新青年》阵地的一部分人团结在《语丝》周围,他们坚持《新青年》的立场,继续同传统思想作斗争。胡适在谈政治失败以后,重新回到启蒙的道路,积极筹备《努力月刊》,该月刊最终未能办成,胡适却成了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该派希望借启蒙手段,培养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以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法制社会。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及其盟友从不同方向进行思想革命的时候,"五卅惨案"发生了,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该次思想革命不幸夭折。     

1915-1916《新青年》的文学氛围

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在此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纯化文学启蒙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新青年社团中的鲁迅与陈独秀

鲁迅的文学成就与思想根植《新青年》。鲁迅创作小说的思想冲动源于陈独秀反孔非儒的思想革命,受新青年社团反传统的知识权威影响所致,具有陈独秀激愤思想的痕迹。鲁迅的小说使《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从理论主张变成了创作实绩,彰显新青年社团文学创作的实绩。鲁迅也凭借小说创作的实力获得新青年社团的认可,并逐渐融入新青年社团,日益形成愤激的思想骨骼,具有思想启蒙的形象冲击力。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     

批灵学破鬼相:新文化倡导中的一场硬仗

1918年《新青年》以陈大齐为主的批灵学破鬼相,由社会现实问题触发,有明确针对性,是一场不弱于批孔的硬仗,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但论战中的灵学问题,难说可以盖棺论定.陈大齐跻身《新青年》更重要的意义,是使现代心理学真正进入中国,并有多方面运用,其思想与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胡适与《新青年》:中国文化的现代言说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媒体存在,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派文人的运作之下,它以激进的改革思想与平和的说理态度,以语言、诗歌和戏剧的变革为突破口,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胡适与《新青年》营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言说的时代氛围,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知识界主观“误读”西方的先河,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弊端,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潜在影响。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建构主义文论再反思

建构主义从本质主义的实体性思维转向反本质主义的生成性思维,建构主义文论无意于文学或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转而关注建构其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从而走向了文学的知识社会学或文化政治学。建构主义文论的学理依据主要包括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学、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建构主义文论在破除纯文学研究和纯文学理论幻象方面是有功绩的。但是,建构主义文论也只是建基于后现代哲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文论形态,具有回避文学内部研究、反人文主义、缺乏价值论维度等理论缺陷。故其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即只适用于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不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     

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

《支那语学》创刊于1907年6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推广北京官话、传播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月刊之一。该杂志栏目设置很有创意:从教学角度安排北京官话语言基本知识学习内容;从培养语言学习能力角度安排汉日译解、翻译、写作、阅读基本能力训练内容;强调中国文化导入,加深读者对北京官话的整体性理解;以月刊为手段,迅捷传播中国信息,引发读者兴趣;内容选择强调趣味性、生动性、口语性、通俗性、学术性;版式设计新颖灵活,不拘一格,在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汉语史、清末中日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支那语学》应用现代传媒手段,拓展了北京官话的教学空间,标志着实体学校之外期刊杂志取得了传播北京官话的话语权;学校教学和杂志教学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延伸到了社会,开放性强;实现了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对后来北京官话教学期刊发展影响至深,对今天中国"国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和期刊结合教学、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政策的制订都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论弗莱的"文学批评重构"理论

学界对诺思洛普@弗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原型批评上.从文学批评重构的角度分析,弗莱在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一、文学批评应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不是创作的附庸,批评是关于文学的系统知识,具有主体性独立地位;二、批评应建构在关怀与自由、向心与离心的张力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批评"及文献式批评的偏失.我国文化诗学建设应从中受到启发,力争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自律与他律中取得协调,才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科学的文学阐释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观念上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以儿童为主体”的儿童文学创新意识推动了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创作、编辑和出版。相对而言,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亦存在种种困惑和不足。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受到当代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参与当代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因此,在文学话语内部批评儿童文学,是确保儿童文学既保持其独立性及特点又融汇于文学话语之中的有效途径,从而确保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流中保存自己,并且形成一个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结构。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论京派文学思想的启蒙特质

京派的启蒙心态决定了其文学观不可能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高蹈”。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其独特的人生态度一致,并因他们启蒙追求而有着特定的内涵,表现出超然的社会功利意识与审美道德观念,具有独特而又宽广的文化关怀。     

新写实小说的局限性

新写实小说是80年代后期崛起于文坛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小说创作潮流：新写实小说关注普通人的世俗欲求,将日常生活叙事提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但是受到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的影响,新写实小说带有种种先天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小说创作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小说创作理念很难维持较长的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