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性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抒写了他们在饱偿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对生命意识和人生永恒价值的深邃思考。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情意蕴与生命觉醒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容多呈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蕴,使诗歌形成一种悲凉、哀怨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古诗中这种悲情的意蕴正是汉末知识分子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环境,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逐渐淡化,士人开始对生命发出追问和思考,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无论对于文学的个性化还是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汉魏思想的流变看《陌上桑》的主题性--对《陌上桑》文本的重新解读

《陌上桑》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成于何时?罗敷形象表现了怎样的人文精神?如何评价“使君”这一人物?诗的基调怎样?文章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汉末建安转型期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探讨。     

无根的漂泊——论《古诗十九首》"游子"的存在的状态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成为千古至文,不仅是因为它以娴熟的艺术技巧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更在于它抒写了汉末文人在极尽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人生本质所进行的深邃思考。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同有之情。     

风流未沫 文章中兴:钟嵘论太康诗歌

钟嵘《诗品》是古典诗论史上“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它以五言诗为研究对象,系统评述了汉魏以迄齐梁时代的122位五言诗人,“掎摭利病,辨彰清浊”,并从总体上勾勒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具有完备的诗歌史论形态。钟嵘在总结和清理五言诗自两汉到齐梁五百年来从兴起到繁荣的过程时指出,汉末建安、西晋太康和刘宋元嘉时期是五言诗创作发展史上出现的三个高潮,这三个阶段的代表诗人为五言诗创作树立了典范,所谓“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钟嵘对这三个时期代表诗人的创作成就的评价,受齐梁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他对诗歌史三个时期的划分是经得起考验的,后世诗歌史论家大多以此为理论起点展开研究。其中,以“风力”著称的建安诗歌,山水方滋、声色大开的元嘉诗风得到了较多的关注,研究较为深入,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太康诗歌则颇受冷落,既缺乏对诗坛风貌具体真实的描述,更谈不上客观全面的评价。在几部通行的文学史中,往往以“形式主义”的抽象定性取消了太康诗歌的存在个性。本文认为,太康时期是五言诗从汉魏古体向齐梁新体的过渡和转捩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从观念到表现形式的转变,深刻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是汉末社会的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意义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四言诗在周朝充分发达了以后诗界便渐行沉寂,至新体的五言诗起来,便又现出一番灿烂的光辉,而《古诗十九首》便是这新体五言诗已达成熟阶段的标志。它一方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一方面又开了魏晋五言诗的风气,它既有完美的形式,又有丰富充实的内容,堪为五言诗的规范。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初论古诗十九首产生在建安曹魏时代——从五言诗形成历程角度的探寻

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主要有:1.实现由散文体的五字诗向五言音步的五言诗的转型;2.实现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3.其特质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4.五言诗作者的群体写作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诗作品。秦嘉的五言诗是两汉五言诗中的特例,其中疑点颇多。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应在建安曹魏时代。     

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赠答诗

秦嘉《赠妇诗》三首和徐淑《答秦嘉诗》一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当中出现较早、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组五言诗。秦嘉、徐淑赠答诗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创作已趋成熟,五言诗的文人化倾向已趋明朗,五言诗体已告形成且开始活跃于诗坛。秦嘉、徐淑赠答诗还开创了赠答诗这一创作形式,开拓了五言诗题材上的创作领域。徐淑《答秦嘉诗》的骚体五言形式,是四言体、楚骚体与五言诗体相结合的产物,是五言诗体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活化石     

《魏晋五言诗研究》评介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P208）引这一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时期艺术的探究。王今晖博士的新著《魏晋五言诗研究》,就以睿智的见解和精妙的赏析很好的阐释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在诗歌方面的具体表现。依笔者所见,此书的睿见与妙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一时所作,内容却尽是“逐客弃妇,朋友阔绝,生死新故之感”,①有着相近的感情风格和思想基础,曲折地表露了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反映了汉末腐败的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从晋人陆机对其中的十四首进行拟作以及钟嵘给了它“一字千金”的评价后,后代学者都倍加赞赏,推为五言诗不可企及的典范:“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襞绩之间,非愚则妄.”②虽不免溢美,却也反映了“它标志着汉代五     

论阮籍《咏怀诗》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

汉魏时期,五言诗逐步文人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咏怀诗》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五言诗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容一般比较单纯,大多表现具体事件,抒发的感情不太复杂。而阮籍的《咏怀诗》不再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概述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表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困惑,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刻的内涵,从而加强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筒论五言诗的起源

对于五言诗起源的问题,古人早就多方探求,其中偏颇谬误、穿凿附会之说甚多。这些历经甄别辨伪,不少都已澄清。今人对于五言诗的起源,一般讲来,可说大同小异,乖逆处甚微。然细绎其论证,印正于历史,有些说法尚有商榷之处,为此,谈些自己粗浅的看法。五言诗与《诗经》有关系,不但古人承认,今人也采如是观。人们往往因为《诗经》中杂有五言句式,从而都认为五言诗在《诗经》里就有了萌芽。陈第说:“毛诗     

曹操挨骂的解读

汉末建安时期,社会风气败坏,粗俗紊乱的污秽语言风行一时,曹操多次被汉末名士谩骂羞辱。这种行为张扬了汉末名士的“抗节”情怀。曹操面对众多的谩骂,表现出豁达的不凡气质与宽容性格。这种气质与性格具有独特的“唯才是举”的人才理念内涵。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一字千金”语言艺术论析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代表作,在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语言自然、精练、优美而富有节奏,语言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多样,精妙地展示了诗人内心微妙、复杂的情感。《古诗十九首》积极向民间文学学习,又从《诗经》、《楚辞》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深厚造诣和独具匠心的语言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对后世诗人的语言运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