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思想表达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三跃迁”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从“西学东渐”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哲学史就是哲学”向“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再向“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种理论形态的跃迁.按照这种跃迁方式的理解即是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加诸动态的分析,突出强调认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立足点,即以事实的梳理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根源;清晰地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合理逻辑机理;推动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论朱熹的“体”与“用”范畴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西方哲学、又不同于印度哲学的独特范畴,作为一种人类理论思维的中国传统哲学,便是通过一系列自己所特有的哲学范畴来表现的。“体”与“用”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对范畴。道学集大成者朱熹,承程颐、张载之端绪,把“体用分二”与“体用不二”统一起来,在他的哲学逻辑结构中充分展开论证,丰富和发展了“体用”范畴。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简评哲学史研究中的“两军对战”说

哲学史研究中的“两军对战”说,来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苏联哲学界召开的关于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嗣后,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提出的“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定义,即流行于我国。我们认为,尽管哲学史上存在以至贯串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把复杂的作为人类认识史高度概括的一部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人们简称为“两军对战”史),显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诚然,从理论上讲,“斗争史”和“认识史”并不互相矛盾。因为,人类的认识史就是思维领域里矛盾发展的历史,而认识领域里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哲学家在回答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时,归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批判的思维方式——中西哲学融通之路

每一种哲学都内在地蕴涵着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几乎也都希望自己的哲学能够为人们提供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指引。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批判与创造的历史。同样,批判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发展中也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批判的思维方式作为哲学思维方式中持续的、巩固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成为其不断变革的内在动力。以批判的思维方式为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我们今天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必要的切入点,也是中西哲学实现融通的必然之路。     

潜探学理,深绎史脉——纪念孙叔平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从学术成果入手,阐述了孙叔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双重贡献。孙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分说,以四大块构成辨正唯物主义,以“3 9”构成唯物辩证法,以七大块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基本原理的研究,均有学术个性可观。其成果是我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章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孙叔平教授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探索:孙著《中国哲学史稿》建立了“三合一”的中国哲学演进史;以中哲史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相关科学理论为元理论;建立了主客观一,古今统一,认识和价值统一的评价系统;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写作方法;中哲史范畴系统的建立。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概述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是我国哲学史界正在开拓中的新领域,也是国际蒙古学中刚要兴起的新学科。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对丰富中国哲学史,对深化蒙古学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当前,我国各族人民攀登的高峰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实现它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使各民族都成为具有科学理论思维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开展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提高民族理论思维能力,增强民族的科学素质。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已把“蒙古族哲学史”确定为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以新的哲学观重新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尊重历史: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强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从古代“天人”范畴的发展看“对子结构”与“螺旋结构”的关系

近年来,不少哲学史工作者都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体系问题,在逻辑论述的方式上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才能真实地再现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众说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应采用“全部哲学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对子”结构,也有的同志认为应采用由多系列、多层次、多“圆圈”构成的“螺旋”结构。我们知道,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在思维中的再现,采用何种结构,必须根据对象本身的“历史”来决定。     

哲学史与宗教关系探微

哲学在它发展的历史中,一部分从本体论出发展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另一部分从认识史的角度讲哲学对社会观念诸形态的关系。前者是“纵向”研究,后者为“横向”考察。这是构筑哲学历史的基本框架和与其相应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所谓“纵向”,就是追溯历史长河,探究哲学、哲学范畴、概念及其学派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所谓“横向”考察则要以哲学为主体,在意识诸形态内互为比较研究。如果说纵向研究的实质是“发展”的话,那么横向考察的实质则是“关系”。由于任何哲学的发展都不是单线孤立的程序,它必然与一定历史条件的政治、法律、科学和宗教等观念形态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互为渗透而合成某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史既要研究哲学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又不可忽略哲学与观念形态之间的驳杂关系。本文依此方法,试就哲学史与宗教的关系,谈点粗浅的认识。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传统哲学的伦理特性与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

中国传统哲学带有浓厚的伦理特性,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界同仁多所赞同的。这里要谈的是这种伦理型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及其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一) 中国哲学普遍具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是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说是伦理型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表现。天与人,所谓“天”,本指“天道”,即自然规律、宇宙根本;所谓人,则指“人道”,即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