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夏商文化中的年代问题

近年来在夏商文化的讨论中,提出从年代学进行判断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以二里头文化一期以上为夏文化,二期以下为商文化,将夏、商文化断在一、二期之间,二是以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为夏文化,其下所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商文化。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谨略陈鄙见,就诸方家。     

郑州商文化渊源试析

关于郑州商文化渊源问题,考古界已进行过探索,认识不完全一致,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目前,对郑州商文化的渊源关系,基本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郑州地区,“早于二里岗型的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一为二里头型(即洛达庙期);其二为南关外型(即南关外期)。这两种文化应该都是二里岗型的来源”。但又指出:“二里头型同二里岗型不属同一文化,而南关外型同二里岗型则属同一文化,早商文化二里岗型是从先商文化南关外型直接发展来的。”而“南关外型与黄河以北的辉卫型非常相似,同时无论在地理位置上、或是在文化特征上,辉卫型恰好都居于二里岗型与漳河型之间,而它们又属同一文化,即先商文化”,因此,“南关外型是从辉卫型而来,辉卫型又是从漳河型而来。”     

先商济亳考略

商代高祖成汤,在夏末时都居于亳邑,是古今史学家所有口皆碑的。但关于此先商亳邑的地望,却众说纷纭。目前,在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讨论中,先商亳邑之地望等问题的探索,已成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化界限的重要途径之一,故正受到史学界的日益关注。本文拟就先秦以来文献所见,谈点对于先商亳邑有关问题的初步认识。     

商代审美风尚与商礼新变——以商文化遗址中商代器物演变特征为例

商文化是一支具有独立起源与鲜明特色的文化,其前身由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发展而来,至安阳殷墟时期,已处于完整而成熟的发育态势之中。商文化一系列遗址所出器物均体现出趋同的特征:即器形中饮食器逐渐占据主导、器身表面积扩大、纹饰日益丰富。这与之前夏文化遗址中的所见形态是截然不同的,昭示着商代已孕育出重视感官体验、主体意识觉醒的社会审美风尚。在这一集体审美视域之下,商礼的建构,也同期呈现出以人为礼仪中心,以情感为礼仪基点的新兴特质来,并对后世礼仪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关于探讨南亳与北亳的途径

探讨历史上的南亳与北亳，必须采取文献考证与考古实际相印证的方法。而现在两亳所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代表夏代东夷民族文化遗存的岳石文化。要使南、北亳问题得以证实，必须从成汤灭夏之初的早商文化考察入手，即应该在文献所载南亳和北亳所在的鲁西南菏泽地区和豫东商丘地区，寻找略早于或者相当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始建年代的、文化性质与之相同的古文化遗址，这样的遗址应具有与两亳地位大体相应的规模和内涵。因此，加强对菏泽地区和商丘地区漳河型先商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是解决南、北亳问题的关键和有效途径。     

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

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陈旭（郑州大学历史所）近年，在豫东地区发现了岳石文化，这是河南夏商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岳石文化因素和特征，在郑州商文化中亦有一些表现，这说明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的历史背景。下...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谫论

商汤立国之前商族虽经历多次迁徙,但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豫东商丘一带。关于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历史文献中有众多记载,甲骨卜辞中"商"地也频繁出现,商丘地区至今仍存有商人先祖及其后裔宋国的众多名胜古迹。在考古方面,商丘的永城、柘城和夏邑等地均发现有先商时期考古文化遗存。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名胜古迹与考古发现均表明,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丘地区。     

西域史前晚期墓葬类型研究

本文对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新疆天山以南地区涉及史前时代的墓葬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墓葬类型与年代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同时体现文化的多元特点,这不仅反映在同一墓地,也反映在不同地区上.     

小双桥商文化遗存分析

本世纪８０年代末，在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郊区小双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商文化遗址。学术界立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发表了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将小双桥商文化陶器群按时代相对早晚关系分为三个组，据此推断有关遗迹、遗物属于不同阶段形成的遗存现象。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判断小双桥商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商王仲丁所迁之阝敖都     

全球性境遇中的“东”与“西”——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关涉到中国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从分析罗念生的诗《东与西》出发 ,尝试以中国现代人的“空间感知”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东方本位类型、西方本位类型、中央类型和多重移位类型。作为超越于前三种中国文化现代性空间类型的多重移位类型 ,是以自我 (东方 )和他者 (西方 )的多重移位的方式来对待文化建设的。这就使它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陷阱 ,并使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以李长之和梁宗岱为代表的一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努力融合中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潮 ,其意图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塑中国文化 ,并寻求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以一种宏阔的文化思路 ,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论清代闽南郊商贸易与社会融合

郊商为清代闽南经营闽台贸易的海商,多因地理之便与贸易所需而在台湾地区开行设栈,利用闽南沿海航运网络从事闽台贸易。为便利贸易运作和保障贸易利益,流寓台湾地区的闽南郊商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和维系良好的政商关系、商民关系,以此融入中国台湾地方社会。贸易是郊商进行社会融合的目的,也为其进行社会融合提供物质基础。当闽台贸易形势发生兴衰变化时,郊商进行的社会融合也随之起伏变化,但迄"乙未割台",始终不曾停止。"乙未割台"迫使闽南郊商撤回内陆,但闽南郊商社会融合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绵延不绝,成为迄今海峡两岸社会文化同根同源、紧密相依的坚实基础。这应是清代闽南郊商在台湾地区进行的社会融合所具有的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青海远古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的延伸和发展

本文主要从考古发掘的青海地区古文化遗址和出土的文物年代、类型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和相互承袭的关系等方面考察、探索青海地区远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县商文化

以前,对林县商文化遗存只作过一些地面调查。近年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在林县境内发现了几处商代遗址,并出土几件商代青铜器,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注目。这对研究殷商文化的发展及分布情况,无疑有重要的帮助。本文着重对林县青铜文化的类型、特征提出某些探索性的看法。 一、林县商文化的发现及分布 林县商文化的发现始于本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遗址多分布在漳河、淇河、洹河的两岸。漳河流域的有东盘阳遗址。淇河流域的有阳台寺遗址、前寨遗址、荷花遗址。洹河流域的有下陶遗址。     

传统性别文化的生成背景探析及其对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历史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各种观念形态或物质形态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系统。任何类型的文化总是生成在一定类型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大陆性地理环境，“以农立国”的小农经济，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传统文化的生成土壤，即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与情境。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东下冯遗址与夏商文化分界

针对夏商文化分界问题,学术界颇多争议。二里头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还是要被肢解,不仅关系到夏、商文化的研究,更关系到考古学文化理论的创新。以往在讨论中只注重二里头文化的倾向使得这项研究始终没有突破。如果把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结合起来考虑,则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确凿无疑。     

[处火]卣和 族族姓

通过对[处火]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