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人心风俗”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郭嵩焘针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道德沦丧，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近代色彩和实践色彩。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真正的近代思想。     

杨简易学思想与其"复心"说

陆九渊高足杨简的易学成就 ,完善了南宋心学学派的易学思想体系 ,并下启明代王阳明与近代熊十力的的以自我意识为主轴的易学理论体系。其思想特质在于 :不言义理 ,亦不谈象数 ,而专言“人心”。以“复心”说来证明“人心”乃一排除“恶”的纯粹至善的道德灵明 ,且以“反观”说为其修养工夫之要旨。     

人的危机与改造:论龚自珍的人心风俗思想

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夕 ,龚自珍认识到当时国人所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的严重危机 ,他深入探寻了其政治、学术的根源 ,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提高人的主体性 ,开始冲破超验的纲常道德“天理”的束缚 ,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欲求和内在心理情感 ,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 ,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其人心风俗思想还不可能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自觉意识。     

谭嗣同对民族心理的反省与重建

文章论述了谭嗣同心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分析了他对落后、消极的民族心理的剖析和批判。指出：谭嗣同讲求心学，置重“心力”，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的口号，把改革民族心理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拉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序幕。但他夸大“心力”的作用，主张以道德良知去克服道德沦丧，重视人心改造，忽视了社会变革对转移人心的作用。     

从康有为两种人格价值观看近代启蒙人格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价值现发生冲突.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开风气之先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从唯物本体论、自然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肯定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人格价值现,批判了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价值既.但康有为不同意否定中国儒学传统,认为儒学是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把人道主义的“博爱之德”作为新的儒家道德核心内容,并系统地从本体论、道德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以仁为本”,仁义道德至高无上,试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康有为思想中这种人格价值观的二重性,标志着儒学在近代的蜕变、转化,同时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中两种人格价值现的冲突与困惑.     

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传统思想资源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近代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从本体论上来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观的基础之上；从方法论上来说表现为“内圣外王”的人的发展模式；同时，这些理论又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色彩。这些传统人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源、理论构成模式和直接的思想动力。     

梁启超道德本体论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围绕着救亡图强、启蒙民众的现实需求,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体论的角度,梁启超对"道德"设定了诸多含义,确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谐的目的性,并从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为道德革命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国民劣根性的需求为道德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本体论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缩影,对近代国民道德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天人合一"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在中国古代环境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而且升华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充实与升华;当代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对中国古代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所包涵的优良环境道德文化,延续至今逐步形成了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并促成了环境权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发展中的"实学"与"美育"

本文针对美术教育中的“技”与“艺”的辨证关系,立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端,着重辩析中国近代美术教育起源之因及发展概况。“科学”与“实业”成为近代美术教育的主要推动力,因而,近代美术教育乃是从“实学”角度开端,重“技”,以培养实用的美术技术人才为目的;随着近代美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美育”思潮的推广,“技”与“艺”在平衡中,更重视对于崇高精神和全面素质的培养。探索近代美术教育发展中这一有意义的“微变”,不仅可看出其对当代美术教育格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足以引起我们对美术教育思想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朱熹"理一分殊"中"分"之正名

"理一分殊"是朱熹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命题,"分"的平声习惯读音导致这一命题在今天解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命题本身存有了逻辑矛盾、命题结构上的对仗失衡以及现代词汇中无法找到"分"的对等解释语等。而把"分"作去声对待,上述矛盾将会化解,而且这一命题的原有伦理意义色彩也将被鲜明激活。     

"德"字与德文化之渊源

“德”字的构造 ,有着丰富的思想意蕴 ;而“德”字的演变 ,更是紧密联系着中国传统德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中国近代“人”的观念变革——以康有为“以元解人”为例

伴随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引入，近代思想家逐步走出传统的人伦道德的世界重新对“人”加以界定和把握，实现了近代“人”的观念的变革。康有为通过“以气显元”、“以物显元”和“以仁显元”三个维度的理论展开，最终在“以元解人”的思想高度上为近代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形而上之据，在传统儒学与近代西方价值观的相互融合中实现了近代人道观对传统人道观的超越，彰显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自身演进的内在动因和内在生成的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思想与“三德”建设

儒家伦理思想庞杂,良莠杂糅。批判继承和发展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公民道德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儒家伦理中的仁爱、诚信和孝悌思想进行阐述,探讨儒家伦理思想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统称"三德")具有现实意义。     

“猫论”与民族精神

邓小平的"猫论"强调行动、注重效果、提倡开拓进取,体现了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不乏浪漫的理想、崇高的道德和玄妙的思辨,但也有诸多制约民族发展的权威、传统、习俗、教条及清规戒律。"猫论"对于我们新时期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提升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     

广州珠村“拜猫”习俗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广州市的一个“城中村”珠村“拜猫”习俗的调查与分析,可以认为:“拜猫”实际是一种替代的虎崇拜,并兼有拜财神、祭白虎、“拜小人”等多种动机的综合俗信;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拜猫”习俗依然透露出村庄族群的精神传承,在不断被城市文化改变的同时,也显示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

本文论证刘禾的"国民性神话"论主旨在"跨语际"批评下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进行颠覆性的后殖民批评,忽视了中国近代据英文引入的国民性观念及其定义、中国儒文化传统观念向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的汇聚,而将西方殖民主义所"构建"的本质主义的"国民性神话"指认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观念,属于指谓错置.论述近代中国流行的国民性观念主要是梁启勋由英文引入并定义的国民性观念,它引入和定义之初便排除了本质主义.之前,中国儒文化中早已存在着含义与之接近的诸如"民性"、"移风易俗"、"变化气质"等观念.到晚清它们一起汇聚到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之中,实现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