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说的表·里指什么

表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顾名思义,即表面和内里的意思。中医常用它来表示五脏六腑、经络的关系及人体的部位。就五脏六腑而言,五脏为里”,而六腑则为“表”,并且一脏一腑一一对应。心、肝、脾、肺、肾为“里”,而与之相对应的小肠、胆、胃、大肠、膀胱则为“表”。就人体经络而言,以人体脏腑的名称命名的十二经络也有表里关系。手少阴心经、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足少阴肾经和手厥阴心包经为里”,手太阳小肠经、足少阳胆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足太阳膀胱经和手少阳三焦经则为“表”。中医说的表·里指什么@如冰…     

《敦煌变文集》第一卷六篇补校

本文对《敦煌变文集》中《孟姜女》、《王昭君》、《董永》、《张义潮》、《张淮深》等变文进行补校,对《捉季布传文》又提出几条补校意见。或补缺文,或对错乱难晓其义的文字探求本字、更正标点、揭示致误之山,皆言之成理,甚有参考价值。如“莫怪适下频下泪”,作者以“适”为“滴”之误,“下”为重迭号之误;“红检偏承宠,青娥侍妾时”,以“检”乃“颜”字之误(涉“验”而误),“妾”为“寝”字之借。皆一经点破,原文之义豁然。     

阳明学的历史际遇

“阳明学”一词,源于《明史·王守仁》传:“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自明迄今,中外学者、政治家对阳明及其事功学术毁誉互见,各有褒贬。有人斯有学,将这段历史际遇写出来,以资同仁研究时参考,当是很有意思的。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眉毛的学问

您知道吗?我们每个人脸上那两道眉毛与自己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祖国医学认为:眉毛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依靠足太阳经的血气而生,也反映着足太阳经血气的盛衰。《内经》上说:“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这里所谓恶眉,是指眉毛“无华采而枯瘁”。因此,眉毛粗长、浓密、润泽,反映足太阳经血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浅谈“治未病”与老年保健

“未病”是指没有发生疾病。“治未病”的实质，是指导医生治病，最好是治病于其未病之先，也就是预防为主。“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的内容：未病先防，就是指预防疾病的发生；既病防变，是指当疾病已经发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止疾病发展传变。     

秦汉时期的三次焚书及其性质

我国的先秦文化典籍,其成书年代论者说法不一,但春秋末孔子整理、删定《六经》说,多数学者则认为可信。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便“追迹三代之礼。”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遂在以往官府仪礼的基础上,整理删补而成《礼记》;孔子又“上纪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遂成《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冬孔子返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乃正之,遂定《乐》;《孔子世家》又载:“古者《诗》     

《六经奥论》作者与成书考辨

有关《六经奥论》的作者和成书是一桩公案。通过全面考查,《六经奥论》为改编署名“二郑”的《六经雅言图辨》而成,编定时间大致在宋末。《六经奥论》夹行小注中标注出处和所指部分元初已有,其阐明原因和意义的部分盖出于明初危邦辅祖父之手。《六经奥论》内容确与郑樵有关,但也有许多并非郑樵的言论,所以使用此书应该审慎。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三阴三阳脉疏论

以三阴三阳（阳明、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名的脉象记录散见于早期医典,为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涵括时间节律脉象、寸口三阴三阳病脉、五运六气模式、六经辨证模式等多范畴内容。其中时间节律脉象见于《脉经·扁鹊阴阳脉法》《难经·七难》等文献,有别于《内经》四时脉体系,体现了早期中医脉学的多元性发展。《脉法》与《七难》三阴三阳脉存在紧密的学术关联,而其排序差异或涉及不同的哲学数术思维模式。《七难》在《素问·阴阳类论》三阴三阳分层上,遵循阳进阴退的数术规律;而《脉法》与《素问》开阖枢模式相应,其三阴三阳排序对应自然界阴阳气盛衰的动态趋势。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良知学研究的新视域——读耿宁教授《人生第一等事》

瑞士现象学家耿宁先生把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引入世界哲学的视域,并以现象学的独特视角将王阳明“良知”概念三分为本原能力、本原意识和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开启了阳明学在现象学观照下所呈现出的不同视域境界和理论气象.通过指明王阳明哲学最终并非建立一种“宗教哲学”,“性”为“本善”还是“向善的秉性”之辨析,以及对良知“本在”和整全具足的特征的描述,从“用”的维度阐述“良知”作为生命之本、知性和理性之本、德性之本和情感之本的“统体”,或许可视为对“现象学的阳明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王阳明与禅

王阳明一生重视"只手之声"的公案。以此为引,可见王阳明与诸禅师于公案之解的关系,说明阳明与禅甚深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禅佛教(禅宗)对王阳明的影响以及他从佛所得用于教学开示后学的过程。另外,从阳明频游佛寺、参禅问道、寻仙访道、惑溺老庄后又脱离佛老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揭示了阳明悟出的"究意宗旨"之"致良知"与禅的关系。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汉代文献注释模式研究

汉代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文献注释模式。董仲舒所代表的“六经注我”模式采用名号论和辞指论方法,建构起阐发微言大义而重义理、偏重主观臆断而轻训诂的特点。郑玄所代表的“我注六经”模式,揭示经典文本蕴涵的“元意”,整合各家各派的“不齐”,实现文本的统一。该模式采用了随文释义、运用训释术语、揭示句意和传疑等方法,注释的内容有解释字词、句意、古代名物、典章制度、语法和修辞表达,文字简约,经注相贯,同书竹帛。两者都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垂两千余年。     

论形意拳学练“三调”的把握与操作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形意拳学练中调身、调息、调心的实现原理与在实际修炼过程中的操作方法。形意拳是以“心之发动日意，意之所向为拳”为基本原理，遵循“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和“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的内三合，称之为“六合”的内家拳。在学练中，必须深刻理解调身、调息、调心的原理，践行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才能快速领会形意拳的精髓所在，起到修炼身心，健康体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