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可以被认为是他形而上学的核心,虽然在他之前也有哲学家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不是简单的去谈事物的形成、运动、变化、发展和灭亡,而是努力去寻求背后的原因,他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就是指事物的形成、运动、变化、发展和灭亡的最普遍的原因.     

从形式到灵魂——论“四因说”中的形式因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关于形式因的规定是对“形式”概念的扩大化。形式因不 仅指事物的形式结构，而且还是事物的整体，所以可以说形式也规定了事物的本质。而连接 形 式和本质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事物从有形走向无形的关键在于目的，亚里     

系统哲学探源──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

本文旨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进行一种新的透视，以表明其中所包含但尚未很好发掘的丰富的系统思想。本文试图阐明，“四因说”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系统哲学。其基本问题──“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实质上是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论是“四因说”中真正的合理内核。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并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以及系统哲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提与建构——基于社会事实“四因说”的分析

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既有探讨往往存在价值预设。虽然不乏客观公正的论述和分析,但普遍的问题是分析框架不完整或太偏重结论的梳理。如果将社会科学本土化视为一种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借助“四因说”建构分析本土化的框架,另一方面可从既往的结论分析转向前提分析。首先,把“要不要本土化”的价值命题搁置,而仅探讨“本土化成为可能的前提”这一事实命题;其次,通过引入“四因说”为坐标系,从异质性质料的对接、形式结合的方式、理论主张的目的和本土化过程的动力与阻力四个方面梳理本土化主张。     

老子的道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活动年代、思想流传的形式上相似,道的规定性和“四因说”的规定性相当。老子的道论的理论性质大约相当于亚里士的德的“四因说”,但在某些方面又与“四因说”有重大区别。在对道的规定性的表达方式上,则和《金刚经》相似,体现了东方人共同的思维特征。     

“阴阳”说与“四因”说之比较

"阴阳"是中国哲学中极其重要的一对范畴,"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阴阳"说和"四因"说两大思想虽产生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不同,却存有意味深长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在内涵及内在逻辑上具有互通性,在对世界谋求整体的把握和形而上层次的认识上具有一致性。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实践转化

一门探究“存在之为存在”和“实体”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把握为形而上学。康德在摧毁了一种知性的旧的形而上学之余,着力建构的是道德形而上学,其中理论理性上的原因概念与其说被抛弃毋宁说是被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根据或原因。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四因说”扮演了形而上学探究中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康德的实践的形而上学里面,如何理解康德将传统理论理性中的“四因说”转换并纳入到实践理性的根据或原因的讨论之中,则是把握康德伦理学内在结构的一个新角度。     

释古与鉴今：四因说视域下包拯的财税思想与历史实践

该文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为视角,探讨包拯财税思想之“四因”,即“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本因”,“轻徭薄赋、救助荒馑、废榷减冗、兴农兴商”的“物因”,自身与政府百姓内外需求合力的“动因”,以及“改革经济弊制、增长财政收入、改善民生”的“极因”。透过“四因”间必然的逻辑架构,阐释“极因”作为包拯财税思想的“目的因”,是包拯财税思想的至善追求。     

亚里士多德“四因论”的表述差异及原因分析

四因论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在四个地方先后作出过完整的表述。这些表述虽然在实质上基本一致,但没有一处的措词和顺序完全相同。揭示这些表述的差异,并分析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各种原因,对于我们从不同层面正确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杨慎的“四经二纬说“

"四经二纬说"中的"四经"指六书中能够造字的前四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二纬"指不造字的后二书(假借和转注),这是第一次对传统六书的科学分类."四经二纬说"是受宋明"转声说"和班固"四象"之名的启发提出的,它对清代戴震"四体二用说"有直接的影响.     

“六书”说与对外汉字教学

为了使国外汉语学习者能够快速认识汉字字形,识记汉字的音义,在此从"六书"说中的四种造字说出发,结合汉字的几种基本类型,探索能够促进外国学生识记并掌握汉字音、形、义的教学方法。     

苯教“四因乘”对古代藏族社会的影响

据藏文文献载，佛教传入吐蕃之前，人们崇拜和追求的是原始宗教——苯教。兴饶雍仲苯教是苯教中最具代表性，理论体系最完善的教派。“九次第乘”(或“四门五库”)囊括了雍仲苯教的所有法门，其中前四乘(也称“四因乘”)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最大、最深刻。     

平台的“封印”：社交网络内容封闭性传导——基于格兰杰因果分析

【目的/意义】社交网络内容趋于封闭性和同质化的问题已得到部分研究的证实,但关于内容封闭性是否以及如何被传导的问题,现有分析还不够充分。基于微博平台的样本,对全局内容封闭性的引发和设置问题进行了检验和探究。【设计/方法】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社交网络中头部内容封闭性是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不成立,即头部内容的封闭可以引发全局内容的封闭。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和内容的热度有关：内容热度越高,其引发全局各类内容比例发生变化的能力越强,从而触发全局封闭性的可能越大。【结论/发现】社交网络的全局内容受外力引导时可能趋于封闭的现象,这是对社交网络内容封闭性问题的深入。在现实层面,对于规避和调控由部分热门内容导致的社交网络封闭性具有参考价值。     

王士《秋柳四首》“本事”说考述

王士《秋柳四首》释义之争构成近三百年来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形成十余种“本事”说。怀思故国说,为“明藩故伎”所作说,吊南明福王旧事说,咏明济南王故宫说,“南雁”指南都遗老说,“西乌”指顾炎武说,“枚叔”指钱谦益说,“福藩故伎”指郑妥娘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本文考察辨析《秋柳四首》“本事”说源起和流变,并认为诸种“本事”说,大都属于附会增饰之论,《秋柳四首》咏物写心,原无“本事”。     

基于“模因”与“生态”的翻译理论基础研究

模因论和生态翻译论都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原理研究文化和其特定的翻译现象,两者形成一定共质层。模因论具有一定的生态特征,模因论与生态翻译论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共通之处。两层面之间所追求概念交集相交的域越多,翻译的效果就越佳。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在这一共质层上对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思考和看法,期望能够对当前和未来的翻译跨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模因论视角的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研究

模因是对语言的模仿和传播,在模因的指导下教师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词汇,本文通过模因的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来探讨模因对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指导作用.为词汇教学提供了可靠地理论依据.     

基于模因论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研究

论述模因类似基因,基因是传递生物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而模因是传播人类社会文化信息的基本单位.根据模因论,人类学习和使用语言可以理解为对若干语言模因的不断复制和传播.对大学英语阅读理解中的语言模因现象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