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绵绵不绝的“天籁”之音——庄子生态思想初探

庄子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宇宙万物同一,根源在道;万物生长消息形成一个循环不已的生态系统;物有天性,任性自生;“天人合一”——“天与人不相胜”;“万物齐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俭朴的生活方式能够减少资源消耗。庄子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代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启示是：天地人一体,人类应该平等对待万物,保护万物;自然界经过长期进化自然而然形成了天然合理的循环系统,人类也要遵守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不要试图改变、征服自然规律;要维护好生态环境需要以系统论的思路来思考问题,不仅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各个子要素．而且还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要认真研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媒介培育

生态意识的觉醒是人类受自然界影响作出内生性的理念意识塑造,生态意识的培育则是生态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自觉、主动地利用法律、政策、媒介、市场等对人的行为实施强制约束、意识改造、激励引导.生态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对自然的懵懂认知和敬畏;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反思和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审视;生态文明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代表的现代生态意识,开始科学认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辩证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生命共同体理念进行协同保护和全球治理.在生态环境的培育上,媒介要发挥信息传递和知识普及功能,增强生态科学意识;用好宣传教育和思维约束功能,唤醒生态道德意识;借助示范说服和案例引导作用,激发生态参与意识.     

人类的文化与进化

人体的高度进化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人类的复杂交往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为人类创造了社会环境,又引导人类适应这个环境。文化为人类拓宽了生态位宽度,提高了人类在生物界的竞争能力。文化之间的竞争,是不同群体或社区之间行为适应能力的竞争。文化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干预,加剧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人类纪"新地质时期理论研析之二——地球环境生态系统灾变现象与生态灾变论

人类非理性行为与活动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导致了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性变化。这种灾变现象表现在飓风海啸、沙尘暴、洪涝等灾害,经常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根据灾变现象的规律性变化构建了“生态灾变论”。当今人们在“人类纪”新时期正面临着生态灾变现象的挑战,必需对恶化了的生态环境进行更新强化其功能,同时,我们还必需以综合整体观来创建“生态、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景观”六效应协同增长的现代生态文明社会作为时代的使命。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笔谈

主持人语：2013年11月,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来,“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即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其背景有三：一是中国环保四十多年虽历尽艰难曲折,并取得重大成就,如在观念层面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在实践层面从治理“三废”、实行“三同时制度”到环保立法、确定“生态红线”,都充分显示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进步。但是,生态环境保护仍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中对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土地、水、空气、气候等环境问题日益以整体性、复合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引发并加深着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激发着人们的生态环保情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课题。二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单列“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主要做法等作了深刻阐述,标志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研究和成果积淀,为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途径、目标等,虽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所阐述,但亟待深入研究,以免制度无魂,失却方向,导致制度泡沫或使生态文明建设为制度所累。我们以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因为用制度保护的生态环境归根到底属于人化自然,作为自在自然的宇宙自然界不会因为人化自然环境劣变或地球毁灭而消失。人类要担心的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以及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之基--人化自然的劣变和毁灭。     

中国传统的“道”范畴与西方“科学”范畴之比较

中国传统的“道”范畴 ,内含着“一”与“多”、“有”与“无”、“存”与“亡”、“好”与“劣”等人类对于一切存在的辩证的理解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是人类智慧中至高的悟性。而西方之“科学”范畴 ,不过是之于自然界的办法、手段而已 ,是支离者也。当今“科学”何以能埋下毁灭人类地球的祸根 ?此乃天下皆以科学为美斯为丑矣之理。对“科学”的迷狂导致了“科学”被滥用、妄用和盗用等严重问题。自恃其有 ,所以无德 ;逞强气盛 ,因此失道。既认识到“科学”之美 ,又认识到“科学”之丑 ,方能超越“科学”之失和“科学”之不自由。求科学而不求道 ,使人类变得野蛮粗鲁、愚昧无知 ,持“科学”之人需要持“道”之人来启蒙。“全盘西化”乃去高就低、弃大适小、舍本逐末之行为 ,当弗为。     

生态视角的庞德译作解读

庞德是开创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和翻译家。庞德的翻译涉及面广,大量译作反映了明确且系统的翻译理念。庞德译作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平衡、翻译生态的"适应和选择"规律、翻译生态的进化,其平衡体现在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和谐统一,适应选择规律体现在庞德对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行为和其主观选择对环境的促进作用,进化则体现在庞德"译有所为",利用译作推动意象主义诗歌、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作用上。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选择

＂生态文明＂应该指的是遵循生态学规律,符合生态学原理的道德行为,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所要求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生态文明是基于生态学原理综合协调人类与生态环境诸要素之间互动关系,以谋求人类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与生存环境的协同进化、共同发展的文明。它追求的原则是以最小的物质、能量的耗费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其核心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社会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可持续发展。走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共识。     

四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难点与对策

四川黄河流域主要位于甘孜和阿坝的民族地区,处于高寒地带。特殊的地理区位、人口状况、发展阶段,导致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缺乏多元性、治理决心缺乏坚定性、治理举措缺乏力度,治理机制缺乏支撑。这些难点对民族地区构建生态屏障带来了挑战,需要黄河流域民族地区输入“生态至上”发展理念,输出强烈生态意识;推进“生态转型”生产行为,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动员“生态参与”人民力量,建设生态治理共同体;构建多层次生态补偿机制等。建设一个从理念到行动、从政府到民众力量动员的围合体系。     

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分析 ,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前资本主义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和信息时代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人对自然的态度表现为“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天人合一”。并从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出发 ,指出人类必须反思自身的行为 ,学会尊重自然 ,与自然协同进化 ,树立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伦理观、资源观和发展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敬畏的天命

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迫切要求我们厘清人类的特殊性,并指引人机共同进化,走向“善”的未来。人类的特殊性源于“自我”和“外界”的剖分。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我们能够连续自如地掌控意识片段,这一点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超级智能面临“暗无限”的巨大风险所在。机器可视为人类的延伸,但并不具备天然的善意。只有共享宇宙意识和伦理意识,与机器形成大“我”,人类才可能相对安全,人机才能携手进化走向至善未来。     

论生态良心

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特点,要求人类用生态良心提高内心生态意识的自觉,形成一种崭新的生态伦理价值观。生态良心作为人类自觉形成的一种生态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影响着人类的生态道德观念,指引着人类的生态道德实践。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反思是人类对自身生态行为的检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是导致生态良心困境的理论根源,而道德相对主义则成为生态良心的行为羁绊。生态良心内涵的外在表现,在伦理上为生态道德提供标准,在价值观上体现生态文明理念,为人类突破生态道德的瓶颈提供方向。培育生态意识、汲取文化智慧、践行生态道德应成为生态良心素质提高的指向性选择。     

当代视野下的生态哲学实践

人类社会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进化发展的产物。由于当今世界高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威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系统有规律地制约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历史车轮驶进工业文明时代,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不合理地耕种土地,破坏森林和草原,造成江河污染和水源枯竭,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矛盾,直接关系到解决“三农”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农村和谐发展的根本因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就不可能享受高效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坚持可持续性生态发展观的要义所在。     

大地的祈祷与科学革命沉思——读卡罗琳·麦茜特《自然之死》

卡罗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女性、生态与科学革命》从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直到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列举出一系列“事实”及对事实的“追问”.追问的实质是人类“为什么”又“怎么样地”疏远乃至虐待了大自然.从“女性主义视角”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相互碰撞中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     

论民族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

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目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急切地呼唤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传播和创新环境知识和文化，尤其是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态意识，成为时代赋予民族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态意识，对于减少可能形成新的“环境盲点”和“环境盲点控制区”，促进民族地区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构建生命共同体：“两个和解”思想的当代生动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是关于人类本身、人与自然之间和解关系建构及至实现和谐共生发展的科学指南。新时代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对“两个和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坚持，是对“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辩证关系的科学诠释，是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视角深化“两个和解”思想的研究，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蕴。     

社会生态人的伦理价值

社会生态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以人—境(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身环境)和谐共生为精神旨归,以协同进化为价值目标,以社会责任和代际、代内公平为根本规范,是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并协同进化的人。社会生态人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孕育着生态伦理价值;人与社会协同进化倡导社会和谐的价值实践表现着社会生态人的和谐伦理价值;社会生态人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担当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代内代际公平的社会历史责任,展示着社会生态人的责任伦理价值;社会生态人不仅是对个体人性的理想期待,也是社会组织、单位和社会群体的思维和行为的象征和典型代表,是集体意志的理想代言人,内涵着制度伦理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共融共进、同向同行的内生关系，科学解答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日益彰显，要发挥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须以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为抓手，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再协调。具体要树立和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重运用多元力量构建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由治理“独唱”向“合唱”转变；要以改革创新、协调合作的方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输血”型治理向“造血”型治理转变，最终才能实现以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推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生态-社会共同体——人类在人与自然和谐中的科学定位

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进化道路。这种共同繁荣的有机的统一的科学图景就是“生态一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主体与非人类生命物种都是生命大家庭中的成员。人类在共同体中既是实际的影响者、控制者和托管者,同时,也是这个共同体的实际的道德代理人。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