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

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来审视明清时期的小说,明代由于哲学领域中心学平民化和通俗化的影响,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从分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作品入手,揭示了文学狂欢化的演进过程。明清小说叙事渐渐摆脱历史理性的约束,通过作家思维的狂欢化、小说体裁的狂欢、作品世界的狂欢,把小说叙事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借助狂欢化诗学,找到了另一个重新审视明清小说叙事的独特视角。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角色语言的集体狂欢——《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影片修辞策略分析

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中,转变修辞意识形态,以平民化的视角、游戏的话语方式参与所属时代的文本建构,成为网络时代狂欢语境下贺岁片文本的修辞策略。狂欢化的语言是人们表达对新世界的多样性充满自信的社会心理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当视听文化与贺岁片狂欢生活叙事相遇时,语言的狂欢成为一种必然。《喜羊羊与灰太狼》架构双重语言的游戏通道,产生了集体狂欢式的喧哗回应。儿童语言的游戏通道表现为模仿儿童游戏,展示儿童原生态语言;展示儿童天性,表现游戏中的幽默;成人语言的游戏通道,表现为戏仿人物,游戏现实;隐喻事件,讥讽现实;借用网络和方言,追赶潮流。游戏精神贯穿于角色语言中,使人们在语言的幻象中感受到精神的、审美的娱乐,语言的变异深层的含义就是实现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自我。     

解读《皇帝的新装》文本的狂欢诗化精神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皇帝的新装》继承了欧洲童话文学叙事传统和欧洲狂欢化文学精神，建立了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狂欢精神对文学的浸淫和渗透，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类存在的“诗性之思”。在狂欢化的文学世界里，人类自由自在，释放生命的激情。巴赫金的文艺理论思想帮助我们揭开了这一童话文本深层次的含义。     

指向身体下部的叙述——余华《兄弟》的肉体狂欢化叙事

余华的《兄弟》是种肉体狂欢化叙述,这种指向身体下部的叙事具有强大的修辞功能。在作品上部,狂欢化叙事反映出余华对悲剧时代人生苦难进行消解,以及对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颠覆的企图;在下部,狂欢化叙述则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它展示出当代社会的世态人生,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现代人欲望骚动的心理。肉体狂欢化叙事凝聚着余华对历史现象的思考与批判,也透视出作家对当代现实的关切与焦虑。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狂欢化倾向

现代文学研究中以"牧歌"来概括沈从文创作风格。但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着动荡、躁动和不安,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牧歌"审美价值的"狂欢"世界。呈现了节庆、婚嫁和丰收等富有民族特色的嬉闹杂耍的狂欢场面;建构了以生死和肉体为核心的狂欢化意象;通过回环的叙事模式、双重的叙事空间及诙谐语言和咒骂语言构筑了鲜明的狂欢式话语系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和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指认着获得民族和文化认同的乡土"类狂欢"形态。     

回到世界最初的模样--《日光流年》的叙事艺术分析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从一发表就因为叙事的独特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独特的叙事结构、狂欢化的叙事语言以及由此营造出的文本陌生化效果的分析，来对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一些梳理，从中体会到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     

金庸小说叙事与民间文化理想

该文试图确立金庸武侠小说叙事的历史文化意义．论者从文学接受的立场出发，不仅把金庸武侠叙事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趣味和文化理想联系起来，而且把金庸武侠叙事看作是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的升华，认为金庸武侠叙事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审美激活．此外，论者对金庸武侠叙事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文化影响也作了合理的解释．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的狂欢叙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在经历、思想和创作上都异常复杂的作家。他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探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从作家主体感受的狂欢、作品叙事节奏和力量的狂欢、作品人物性格的狂欢三个方面探讨陀氏及其作品的狂欢化问题     

话本小说叙事模式述论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 ,对话本小说“拟书场”的特殊叙事模式进行了总结。指出话本小说以模拟的说书人为特殊的叙述者 ,以假想的听众为程式化的叙述接受者 ,而固定的叙述者声音与全知的叙述者眼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视角方式     

解析胡适译作《老洛伯》的文本功能及翻译策略*

胡适译作《老洛伯》发表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大时代背景下,它不仅是白话诗歌的范本,还是悲剧叙事诗的范本,具备多重文本功能。因此,在翻译策略上来说,既忠实于原文,又有所创新。译作从形式上忠实于原作文学体裁,遵从原作叙事风格和情节安排;同时,打破原作的韵律节奏,突出故事的悲剧性。     

白话的升格与新文学的登场——兼谈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晚清报刊视角

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的历史事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远非现代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简单。白话升格是自晚清以来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而白话经典地位的确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复杂。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     

影响抑或互文性？——《紫颜色》和《他们眼望上苍》评析

影响研究与互文性理论在批评实践中可以互为补充。鉴于目前对《紫颜色》和《他们眼望上苍》之间深层次的互文性研究不多,文章着重分析了这两部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相似性特征。这两部小说尽管在写作时间上相隔甚远,但都受到民间故事叙事模式和黑人民俗文化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黑人性,并充分展示了黑人优秀文化的魅力。     

《金瓶梅》与《红楼梦》时空叙事艺术比较

主要分析《金瓶梅》与《红楼梦》建构叙事时空及其对叙事时空进行艺术处理的方式 ,并由此管窥两者在白话小说发展历程中的艺术成就     

论《水浒》语境中"粗卤"的美学效果

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和反映农民起义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成功地适应了中国百姓的审美趣味,使"粗卤"一词在该小说语境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修辞和人物塑造的审美效果--正义美、率真美.这一风格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英雄传奇和公案侠义小说的语言特点和人物塑造.     

道家精神烛照下的《边城》世界

《边城》是一个美丽而忧愁的梦,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建构了诗意的“湘西世界”。他以传统的道家思想为依托,通过对“水”的解读、自然本色的重视、自然人格的推崇及乡土、家园守望的多元叙述,折射出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叙述型存在句

叙述型存在句是表达存在意义最典型的类别。以分别成书于16、17和18世纪的三部明清白话小说作为语料,可以窥见近代汉语叙述型存在句的基本特征:从语义看,以空间类句为主;从结构看,内部不断增容,除最常见的名词性成分之外,谓词性成分、主谓短语、介词短语等也可充任存在句的时空概念和存在主体;中介动词可前加限制性和修饰性成分,可后附动态助词。     

方言在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多重意义刍论

方言在明清话本里是极为凸出的文学现象,具有叙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目前学界对方言与小说关系的探讨基本以长篇为研究对象。而语言学界对话本方言多有关注,但主要从语言角度出发,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揭示方言对于明清话本的意义无疑很有必要。文章第1部分着重论述小说家自觉的方言意识及其在明清话本中的具体表现。第2部分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方言具有塑造人物、生成情节、强化小说场景真实性与临场感的作用。第3部分讨论了方言作为语言词汇所折射出的种种复杂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