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动态调整分析

公司现金持有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同时间不同公司的目标现金持有量具有动态变化特性。以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构建的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模型比静态模型更能捕捉到企业现金持有的动态调整速度与调整形态。利用动态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不同的公司财务特征会对现金持有产生不同的影响,且中国上市公司向目标现金持有量调整的速度相对较慢。     

机构投资者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是近些年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资本结构越快速向目标资本结构进行调整;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更加显著地促进了资本结构的快速调整。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独立机构投资者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了改善资本结构决策的线索。     

国内外公司现金持有量实证研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研究,主要围绕公司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公司现金持有量动态调整和公司现金持有价值三个方面展开。文章在综述国内外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主要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

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存在性,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不可能立即回归到其最优资本结构,只能部分地缩小与之的差距以获得最佳绩效或最大价值。进一步通过部分调整模型检验了影响资本结构调整的其他因素的有效性和显著性。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每年以大约45％的速度向其最优资本结构靠拢,对更长时间间隔的调整模型估计证明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确每年以固定速率向最优资本结构连续调整,说明了以固定效应方法估计的部分调整模型能有效描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行为。     

生命周期视角下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9201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将样本界定为处于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三个阶段,通过建立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考察了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速度的差异。研究发现,随着生命周期演进,企业呈现出不断向目标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趋势,同时由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及特征差异,处于成熟期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最快,成长期其次,衰退期最慢;并有证据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调整速度较慢。     

董监高银行背景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文章选取2012—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674家为研究样本,借助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法探究董监高银行背景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董监高中无银行背景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中有银行背景成员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较快,且随着银行背景程度的加深调整速度越快。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董监高是否具有银行背景及不同背景深度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各有差异。文章丰富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企业合理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农业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文章建立了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模型,采用24家农业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采取多元化战略对资本结构向其目标水平进行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与其多元化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偏离其目标水平的程度越小,而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也越慢。文章的结论支持了共同保险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从多元化动机看,农业上市公司的非农多元化是其对农业弱质性和资本市场摩擦的理性反应。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最优化程度最低,资本结构调整低于平均水平,而竞争激烈行业由于竞争的压力,资本结构寻求优化的程度较高,向最优结构调整的速度也较快。另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向最优化的调整过程受到企业自身微观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企业自身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结构、当前的资本结构,而宏观因素主要是利率和通货膨胀率,GDP对调整过程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农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其财务风险的大小和企业价值的高低。以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影响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资产比、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等多个指标的统计描述基础上,对其资本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与评价,最后对优化资本结构提出建议:农业类上市公司在保证财务灵活性的基础上,应依据收益能力确定资本结构、根据经营风险来优化资本结构、依据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强弱来确定资本结构的负债比例及针对不同的资产结构来调整资本结构。     

高管激励调整、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主体,其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与调整是决定公司风险防控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调整、高管激励方式由现金调整为股票期权、高管激励调整次数上升均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会计信息质量在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激励调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效应仅显著存在于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而非衰退期)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企业应建立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设计合理的奖惩制度,并适度调整契约条款,进而防范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相关性——基于上市公司A股市场的动态检验

本文从代理成本和资产专用性两种角度,沿用Jon Vilasusoh和Alanson Minkler(2001)的动态模型分析方法,在成本最小化目标下推导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理论关系,并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检验,观察是否能够有效地通过资产专用性考虑做出成本最小的最优资本结构决策。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的股权融资偏好。国内学者根据代理理论认为股权融资过多的企业未能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使企业绩效下降,而本文主要从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影响这一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代理问题严重等体制和政策因素有关,但是,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也是导致企业采用低财务杠杆的重要原因,而且由于这一原因而导致的财务保守行为是合理的,它是企业为避免财务风险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而采取的战略行为。     

科技型企业并购影响资本结构吗?

并购活动成为科技企业扩张规模、获取技术的重要手段。从资本结构与金融性资本结构两个维度出发,资本结构指企业资产负债率,金融性资本结构指企业有息负债占资本比例,以A股科技型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并购活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会导致资本结构及金融性资本结构中权益比例提高;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会加剧当期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但其会通过调整下期经营性负债来减缓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在现金支付、非关联交易、技术并购、纵向并购以及跨省市并购的情况时,资本结构偏离程度会进一步加剧;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会提高当期与下期的资本结构、金融性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但调整速度整体较低。研究成果为科技型企业提高并购绩效、避免资本结构偏离提供了决策依据。     

托宾Q、增长机会与公司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未来增长机会与企业财务杠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过去的增长状况则与财务杠杆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过去增长率高的企业未来并不一定会有好的增长机会,只有具备良好的投资项目同时为项目做好融资准备的上市公司,未来才会有较好的增长机会。     

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在海外增加投资时会受到海外区位中环境因素和企业前期投资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跨期关联性。结合静态和动态投资视角,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跨国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层面和东道国层面选取了12个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企业的资金资源优势、管理层企业规模偏好、企业所有权属性优势、企业自身投资经验、同行业其他企业投资经验、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集聚、东道国市场信息溢出以及东道国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政策环境,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企业所有权属性对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应综合考虑企业自身资产结构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依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同的东道国采取适宜的投资决策,通过抓住投资机遇、利用行业集聚效应等推动海外增加投资能快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