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闲情赋》散论

(一)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一篇长期被漠视的赋体佳作。对这篇作品,由于以往评论者鉴别能力和审美观点的不同,所得的结论也迥然相异。有的论者对该赋持否定态度。例如为陶渊明编文集、做序言的萧统,他对陶的为人曾给予充分肯定,惟独对《闲情赋》不感兴趣。他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拴其笔端,惜哉,亡是可     

魏晋赋泛论

赋作为一种文体,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当五言诗在汉末成长起来的时候,魏晋的赋仍然十分流行.曹植兄弟、建安七子以及两晋的诗人,都写了不少的赋作.建安诗人分题赋篇,左思赋三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然而,在旧的文学价值观念的衡量之下,“劝百而讽一”的赋是被贬斥的.历代诗词文的评论著作汗牛充栋,而有关论赋的专著,却仅元人祝尧的《古赋辨体》、清人李调元的《赋话》等几种部头很小的东西,近几十年对于一代文学正宗的汉赋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对魏晋以下一个时代的赋体文学的研究就更不多见了.本文即想在这方面做点粗浅的探索,愿专家指正.     

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

1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盖陶渊明之文学因萧统而显,其《闲情赋》遂亦因萧氏而成为一段争论不休的公案。反对萧氏此说的先有苏轼,其态度极其强烈,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闲情赋》,陶渊明的游戏之笔

陶渊明留存的诗风一百多首，却以平谈自然之风卓立于大家之林。其赋现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虽仅三篇，亦令人为之侧目。其中，《闲情赋》更引起了一场文坛公案。其缘起是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一段话：“白壁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此言一出，遂成千古诉讼。围绕着萧氏此言，文人持对立的两方意见，或赞成，或区对，亦有模棱两可者。由于自唐代以来陶渊明影响渐大，集矢于萧统者皆是居多，如宋之苏轼、王观国、俞文豹，明之袁宏…     

《闲情赋》二论

对陶渊明人格和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的,首推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被钟嵘、刘勰冷落之时,萧统独具慧眼给陶以应有的地位。赞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趺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然萧统对《闲情赋》颇有异词,说:“白壁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车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细审萧统的文学观,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萧统在《昭明文选》序     

先秦“以乐育情”思想的人文教化意蕴

先秦思想家对乐教与情感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乐教育情的人文教化思想:乐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体现了自然、社会的和谐规律;乐通人情伦理、通政教;乐教在使人"成人"、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方面有独到的作用。因而,它是提升个体德性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以自然情感为基础,以德性情感为导向,以愉悦的潜移默化为主要影响方式,与礼教相互为用是乐教的基本特点。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论《世说新语·贤媛》之"贤"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贤媛》中女性的特征,指出了“贤”之一字不同于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新的内涵,并阐述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新的审美理想的意义。     

论宋祁的辞赋创作

宋祁是北宋中期赋坛颇为重要的辞赋家,其辞赋创作题材丰富、内容多样,囊括写景状物、怀人抒怀、议政论理等等方面,对北宋辞赋创作题材范围的拓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宋祁易感多情,他顾影自怜,伤悯人世,追求悲情的美,将伤时悲秋、时不我与、仕途偃蹇、畏嫉忧谗等等种种复杂因素交织而生的悲情淋漓尽致地诉诸辞赋创作之中,其辞赋作品于雍容典雅中交织着悲凉之气,充分表现了治平环境中的种种情态意绪,进一步拓宽了赋境。     

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到灯塔去》的情感拯救主题

伍尔芙在其代表作品《到灯塔去》中,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深入揭示了情感与理性的对立,指出了情感的价值,认为情感使生命具有尊严。同时指出了理性崇拜对人性的践踏,认为情感是拯救干瘪的灵魂、抵制异化及无所不在的物的暴力的重要途径。伍尔芙的目的不是批判理性,而是旨在揭示被忙碌的人们所忽略的情感真相,让工业社会中被异化的人们从中得到启迪,以镜鉴生活。     

儒家礼学对当代中国伦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礼学是儒学的核心部分。它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家庭伦理为基点,以知、行结合为手段,构建起一个庞大伦理规范系统。它使封建伦理规范得到人们认同和践行,保证了封建社会的安定和有序。虽然礼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对于封建伦理的构建却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当代我国伦理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     

"稻草人主义"与童话的逻辑

鲁迅认为“《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后来我们大都把这条路理解成为现实主义的道路,有人甚至将其命名为“稻草人主义”。无论是从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认识,还是从《稻草人》这部童话集内在特性来看,都可以衍生出这种说法。惟其如此,我们不能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稻草人》当作童话来看待,因为它所遵循的是事理逻辑而非情感逻辑,并且缺乏童话中的必要的行动性因素。对“稻草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童话创作想象力的伸展,我们今天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对两性暧昧情感关系的伦理分析

两性暧昧情感是两性之间的一种非婚恋、无性爱的超友谊情感方式。根据其表现形态和伦理关系的特点,对它进行伦理评价应遵循三个原则:不伤害原则、平等与尊重原则、隐私原则,以促使这一社会群体正确对待和处理两性间的暧昧情感关系,同时也使社会公众能对其有一个公正理性的认识和态度。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