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赞颂词汉译技巧管窥

我们知道,藏文的篇首赞颂词,也是藏文旧体诗的一种,若译成汉文,按理也应译成格律诗。但是,从当前油印或正式出版的许多名著中赞颂词的翻译情况来看,却全非如此。有些只为能把原意译出而忽视了原文的表达形式,致使内容也表达得很不准确,即出现了忘“形”失“意”现象。这里所说的“形”即指作品的体裁、情节、结构、形象等表现形式;所谓的“意”,仅指原文的实际内容。对一些翻译技巧问题,不同的译者,处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还能按照原文形式,把赞颂词译成格律诗;有的将一首赞颂词译成了半首(两行)诗;有的将一首却译成了四首;有的译成了自由体或半自由体诗等等。所有这些,译者     

藏文典籍中常见的长句结构形式及修辞特色

藏文著作也和其他民族文字的著作一样,由于文章的体裁,内容及其感情色彩等的不同,使用的句子长短也不一样。句子的长短不同,其修辞特色也各不一。长句,在一些藏文典籍中特别在一些典籍篇首的赞颂词、书牍以及包括词在内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中是比较常见的。所谓长句,即指复句,也含单句。这里,拟仅就长单句方面作一粗浅探讨。     

藏文典籍的篇首赞颂词

(一) 我们不论接触到十三世纪后,前人撰写的一部什么内容、什么体裁的藏文典籍,它都有与汉文典籍截然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在它的正文前面,差不多都有一首或若干首赞颂词。这个特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几乎成为一部著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直至现在某些藏族学者在他们的某些著作里仍然沿用着。这种格式的形成,也和其它事物一样,有其发生、发展过程。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文典籍收藏考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藏文典籍收藏机构。论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对18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该所藏文典籍库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进行梳理,纠正了以往有关俄国首批藏文文献出现时间的错误认识;对该研究所以藏文典籍收藏为基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藏学典籍收藏、整理、研究体系进行了阐述,强调其为世界藏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藏文数字异名译释

藏文数字异名的问题,对于从事汉藏两种语文的翻译或藏文研究工作者来说,都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藏文数字异名,相当丰富,“数量多,范围广,从天上到地下,从神佛到人间,从一般词语到专科用语,从固有语词到梵文借词,差不多都涉及到了。它们有的意思明显,一看就懂;有的富于含蓄,意在言外;有的能包含几个意思,须要根据上下文才能确定它的含义”。(见高炳辰《藏文藻词说略》)。藏文藻词中,除了事物的异名外,就算是数     

藏文数字异名译释

藏文数字异名的问题,对于从事汉藏两种语文的翻译或藏文研究工作者来说,都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笔者拟在本文中从藏文数字异名的翻译角度来探讨一下藏文数字异名的问题,并就教于方家。     

藏族古代佛教典籍翻译概述

本文概述了从赞普松赞于布时期到藏传佛教“后弘期”佛教典籍的翻译事业。作者认为,藏族古代佛教典籍翻译为传播新的文化思想和宗教文化,丰富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创造藏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典籍英译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异化翻译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典籍是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典籍的翻译是传播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富含大量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汉语文化负载词.文章以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探讨了典籍英译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异化翻译策略,以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

苏联西藏学的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沙俄时代早期开始对于西藏的研究即已初具规模;(2)沙俄境域控制范围内的布理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图瓦人所信仰的喇嘛教乃从西藏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3)在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上苏俄学者的贡献较其它国家为大;(4)苏联的藏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外首屈一指;(5)十月革命后,苏联藏学家在藏学研究中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藏文古籍文献,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吐蕃几位赞普的死因探析

在吐蕃赞普中,止贡赞普、囊日论赞、赤德祖赞、牟尼赞普、赤祖德赞和达磨赞普等先后被杀。关于被杀的原因,藏文史料认为是宗教斗争,但更深层次主要还是权利之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民族典籍英译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翻译行为,更是一项民族外宣工作,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成为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内生动力,可在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持续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尤其在实践维度可形成民族典籍英译的实践系统,提升民族典籍英译效果。围绕该实践系统,民族典籍英译可从翻译模式、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三个层面分别采用“以我为主”“文化传真”和“深度翻译”的路径,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翻译目标。     

适应与选择——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亚瑟·威利之《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汉籍外译史上也是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一战"后至今是它在西方世界译介最繁盛的时期,其中经久不衰的作品之一当属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威利的译本。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剖析该译本在汗牛充栋的《道德经》英译中始终独树一帜的原因,认为该译本顺应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彰显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原则,符合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生态翻译标准并体现出汰弱留强、适者长存的生态翻译规律。     

藏文联绵词正误辨析

藏文书写规则,形体稳定。自公元七世纪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创制以来,著录了大批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既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又为我们研究藏族历史的各个领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藏文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改革和规范化,已经相当成熟,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字之林。但随着文字的广泛推行和普及,社会科学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翻译作品的大量出现和新词术语的自然涌入,以及由于历史上出版条件的限制,辗转相抄,失真、失实,加     

藏文数量词浅说

藏文数量词的构词法不同于汉文,有其本民族语文的特点。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藏文数量词是正确进行翻译的先决条件之一。下面就这一问题谈点肤浅的认识。 一、基数:藏文基数有两种写法,即藏文大写数字和藏文小写数字(姑且命名)。解放后也开始采用了阿拉伯数字。它们的写法是:     

射体-界标理论及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文学翻译比较灵活,是翻译研究领域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传统的研究者一般从形式语义学理论角度研究翻译现象,而文章尝试从认知语法的射体一界标理论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现象。通过阐述该理论的内涵、英汉和汉英翻译中存在的一词多译的原因,提出射体一界标理论可以应用到文学翻译研究中,并进一步地探讨了把该理论应用到文学翻译中的方法。     

凉州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初探

甘肃凉州所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是弥足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物,是凉州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典籍。文章论述了凉州版《藏文大藏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分析了该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阐述了其重大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谈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探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译出文本的世界性 ,而文本的语境规范着译者及其翻译。另外 ,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显示其社会意义和创造性。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者的批评启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抹平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面临危机 ,东方文化重新书写身份之际 ,译者应通过翻译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译者在译介西方文化时 ,应对文化产品合理取舍。     

典籍翻译,任重道远——王宏印教授访谈录

论文针对典籍翻译中的一些问题采访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印教授.王教授围绕目前典籍翻译事业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典籍翻译涉及的任务、学科性质、顺译与逆译、闭门造车与借帆出海、典籍翻译与非典籍翻译的区分和对策,以及当下从事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独特意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中国典籍翻译的实践及策略——以《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英译的译审为例

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典籍翻译是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一种途径和传播策略,同时也是目前翻译专业学生培养的重点内容.文章以《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荚译的译审为例,从《徐霞客游记》的版本及审校准备、《徐霞客游记》地名记述类型及地名的翻译以及《徐霞客游记》原文校读和翻译审校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典籍翻译的实践策略和翻译审校流程,这种典籍翻译的实践与研究对于促进MTI笔译教学、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培养后备力量、促进典籍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