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区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兼答王建民同志

也谈区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兼答王建民同志孟庆仁《山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发表了王建民同志《论区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文章谈的仍然是《毛泽东的历史观一议》一文中提出来的、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和艾奇逊用人口过剩解释近代...     

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我们提出的另一方面的理解,王章耀与萨公强两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实质上反映了对价值规律这一范畴的理解。不久以前展开的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的讨论中,就曾出现过对价值规律本身理解上的分歧。我们的论点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一书中提出的。当时的重点不在于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充分地加以阐述,现在正可借此机会较详细地说明一下我们的理解,以与王、萨两同志研讨,并就教于读者。首先应该指出,这一提法并不是我们新的创造,而是马克思早已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的,只是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吧了。或者虽然有人可能已注意到,但由于体会不同,从而也可能产生意见的分歧。     

坚持马克思主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答刘继岳同志

读了刘继岳同志的文章《坚持恩格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觉得文章涉及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下面提出几点意见,就教于刘继岳同志和广大读者。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区分两种不同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朱剑农同志商榷

马尔萨斯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从哪里剽窃来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第一种是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土地服力递减规律”是从安特森那里盗用来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商务印书馆1960年为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地租的性质与发展》(何宁译)一书所作的“出版说明”;有鲁友章、李宗正、吴易风编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二种观点是朱剑农同志在《土壤经济原理》(1980年修订版,其1963年初版名为《土地     

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过“度”——兼与孔幼贞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第二期登载的孔幼贞同志的《论“度”》,读了很有教益,但也有些不同看法。为了弄清这个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古老的概念”,这里也谈一点肤浅的看法,并与孔幼贞同志商榷。 一个事物的“度”要从这个事物本身去找 度,是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因此,它不存在于事物之外,而存在于事物之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要区分两种形式的真理

<正> 真理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人们的认识是有深浅程度之分的,这就决定了真理也应具有层次性的特点,真理的层次性和认识的阶段性是相对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大阶段,感性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形态及其外部朕系的反映,而理性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反映。与认识的这种阶段性相适应,真理也应当分为感性真理和理性真理两种。所谓感性真理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表现形式及其外部联系的正确反映,它只反映事物表面的     

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

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见本刊1962年第9期),曾从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被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的见解。《江汉学报》1982年第10期发表了寒苇同志《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对推动我进一步考虑一些问题是有教益的。但是对寒苇同志的批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并觉得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本原问题——兼答张凌云同志

我在《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本原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的短文。这篇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世界的本原是指产生万物的初始者,有时也指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是现实世界究竟由什么东西     

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

1918年5月,滇、桂军阀为了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一般论著都以此作为孙中山对军阀本性认识发生“质变”的标志和根据.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实际?孙中山是否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如同宣言那样实行了依靠工农群众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可以研究的. 笔者坚持认为,虽经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实践、革命战略的重心,仍然是依靠军阀反军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军阀.他仅能做到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做到的这一步.超出此点,即意味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本人是“终身不悟”的.我们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现就一些重大战争问题看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再述管见,求教于胡显中同志与学术界研究者.     

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

我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里批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时,首先指出了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接着我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里详细说明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建立新美学的重要性,并且初步地试图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建立我自己的美学观点。此文发表后,我读到一些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批评,就中比较严肃对待问题的是李泽厚同志(下文简称李)的“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和洪毅然同志(下文简称洪)的“美是不是意识形态?”两文。我在这里作一次简赅的答复。     

否定和克服非理性主义必须注意区分四种界限

近几年来,西方非理性主义热在我国的产生,给人们的理论和实际生活都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也披上了一层阴影。现在,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只有消除这种非理性主义的阴影,才能使社会走上正常轨道,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学和研究深入下去。然而,如何消除非理性主义的阴影?人们意见尚不完全一致。我以为,要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克服非理性主义,首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区分四种界限(即正确区分人类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界限;正确区分非理性因素中的积极因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实问虚答与只问不答——设问的两种特殊类型

本文讨论设问的两种特殊类型:实问虚答与只问不答。实问虚答是一种不怎么"老实"的设问,其特点是:正面提问,迂曲回答,问得明确,答得模糊。只问不答是一种"隐答式"设问,其特点是:由情境蕴含回答。最后,重新给设问下了定义。     

略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兼答金羽、刘炯忠同志

金羽、刘炯忠二同志(以下简称金羽二同志)在197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一文,对我同年4月1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这篇拙文,提出了全面的不同意见。这对于我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益处的。为了相互促进,本文拟对我所赞同或坚持的观点再作进一步地阐发,并对金羽二同志的意见作些答复。     

評杨献珍同志所謂“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观点

杨献珍同志一貫坚持資产阶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革命的唯物辯証法,有意識、有目的地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十多年来,他先后挑起了三场哲学战綫上的論战,即关于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問题的論战、关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