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税收监督权问题研究

以社会契约论来诠释税收监督权,目的是建立国家和国民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我国实践层面纳税人监督权的不足和缺失,启示我们对我国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及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制定以法理思考.     

论诉讼监督与诉讼规律

诉讼监督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在现代法治国家,基于权力分立制约的政治哲学,对公权力的运行施以监督是不证自明的共识.因为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①.     

论客观诉讼与我国行政审判权的界限

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行政诉讼类型进行的学理划分方式,区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实益在于立法中应根据其各自的特质及结构功能,设计不同的诉讼程序规则.客观诉讼是一种不具有权利归属性的诉讼形式,其诉讼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客观的法律秩序.我国将来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可以首先以行政公益领域为突破口,有限度地引进客观诉讼制度,以期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之功能.     

论我国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保护弱者政治监督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弱者自身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政治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在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受到很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的实践和整体效果看,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把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落在实处,让弱者真正享有和充分行使政治监督权,必须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监督体系、加强保护弱者政治监督权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创新弱者政治监督权行使的机制、渠道和形式,探索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的有效举措。     

论地方人大监督权

监督权是地方人大的职权之一。它是建立在人民主权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点。其基本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监督;二是工作监督。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实现方式有质询与询问、评议与视察、罢免与撤职、执法检查与专题调查、听取并审议汇报等。     

冲突与协调: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关系研究

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公诉权具有审判监督的属性,也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监督手段;审判监督职能的实现,离不开公诉权的行使。二者的冲突可以通过转变公诉立场、调整监督时机、改进监督方法加以解决。     

论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思考

信用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并使我国信用监管逐步转向法治化轨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自2014年起重点关注、全面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发挥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是检察机关的分内职责;第二,当前四大领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亦有维护信用之意;第三,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要求.在实现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通过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完善信用立法相关规定、提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运行开拓空间.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诉讼监督是权力制约理论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体现,是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一定的冲突.如何认识和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强化人大廉政监督权若干问题

监督权是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能权力。在人大增设廉政委员会旨在扩展人大监督权的内容和监督范围 ,以及加大权力机关对廉政的监督力度。廉政制度建设是最大限度防止腐败发生的治本方法 ,然而 ,就现实来看 ,我国廉政机构还存在组织不严密 ,缺少权力机关外部强有力监督的情况 ,以至出现人大在廉政监督方面的监督不力或存在监督真空之处 ,因此这就必然带来如何强化人大廉政监督权的现实课题。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完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并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刑诉法再修改是继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后的又一次重大、系统的修改,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提高司法机关有效惩治犯罪的能力和效果、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我国诉讼文明、司法民主和人权保障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论行政确认诉讼的运作规则

确认诉讼是一国行政诉讼类型体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诉讼,具有诉讼目的的宣告性、诉讼地位的补充性、确认利益的特定性等特征.我国未来亚类型的行政确认诉讼主要包括行政行为无效确认诉讼、违法确认诉讼和法律关系存否确认诉讼,应当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这三类确认诉讼的不同运作规则.     

关于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只有自诉一种形式,仅赋予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诉权,其他的主体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启动诉讼程序.这无形中既关闭了那些敢于伸张正义的人们请求司法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门,也使那些违法行使公权侵害公益的行为逃脫了法律应有的制裁.我国亟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应通过立法从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方面具体构建.     

论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兼评我国《预算法》的修改

预算监督权是现代各国立法机关普遍享有的一种重要权力。我国人大预算监督权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现实中人大预算监督权的行使仍然存在一些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运行的问题。《预算法》的修订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为了能使人大预算监督权有效行使,应在《预算法》中明确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贯彻预算全面性原则,加强预算监督组织建设。     

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

"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职责范围界定、履职期限计算、判断标准选择等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严重不足。基于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明确分工,保障生效行政决定内容实现的相关法定职责不应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监督,但是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的职责具有独立性,属于行政机关的履职范围。履职期限以收到检察建议为计算起点,并应当将鉴定、公告等时间扣除。较之行政私益诉讼中的依申请履职,公益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具有调查取证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调查对象的天然阻抗性以及"行刑衔接"的复杂性等特殊性,履职期限可以适当延长。由于职权法定、程序法定以及自然条件限制等原因,"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应选择行为标准。     

税者有其权:纳税人权利保护之立法探究

随着我国财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有必要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而基于财税法体系的价值转变、利益认同以及制度体系接纳,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存在现实的可行性基础。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遵循税收法定、税收平等、税收公平的指导思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具有财税基本法的功能,其应涵盖纳税人的税前权利、税中权利和税后权利,具体应当以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纳税人权利保护机构作为基本的立法构造。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及诉讼目的探讨——“李某诉市政府、国土局”系列案评析

本文所涉及案件中原告所遭遇的几次败诉,实际上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技术对原告资格以及诉讼目的模糊认识所致。应当看到,在本案中与原告资格相关联的权益并不仅仅只是财产所有权,其和居住权等其他类型的基本权利也是密切关联的。同时,行政诉讼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纠纷,对权力违法行为的纠正才是其主要的目的。     

劳动争议仲裁与司法诉讼的关系探析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仲裁与司法诉讼之间的关系仅在个别条款上作了衔接性的表述,二者关系需要结合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才能给以准确定位和理解。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仲裁与司法诉讼的关系主要为"横向性"的。即仲裁是诉讼前的法定必经处理方式,诉讼是仲裁后的重新处理方式,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此外,司法还对劳动争议仲裁进行着某些必要的制度上的保障和监督。     

论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一、对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的实践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确立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按照该原则精神,检察监督及于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监督对象自然也包括诉讼过     

虚假诉讼法律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虚假诉讼是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合法途径虚假诉讼的本质是双方当事人原本并不存在利益纠纷,却恶意串通捏造民事纠纷,并借助于合法的诉讼形式掩饰不正当利益的真意,这就与一方当事人的恶意诉讼截然有别。虚假诉讼的典型特征是双方当事人的恶意串通,具体表现为伪造、变造协议,利用法院调解来实现转移财产的目的行为;利用离婚调解协议,逃避履行合同的义务;变造、伪造代理手续,通过提交虚假材料     

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正当性研究——以构建虚假诉讼的多元防治系统为视角

一、民事虚假诉讼释义通常而言,虚假诉讼意指行为人恶意串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事实、伪造诉讼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利用虚假的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人民法院错误裁判或执行,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但根据笔者实证研究,虚假诉讼并不只是发生于诉讼阶段,也常出现于执行阶段,行为人并不仅为原、被告双方,还可能包括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甚至案外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