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对比研究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则是对"如何去存在"的"演示"。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形而上学决定中西哲学的不同命运。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对象性的世界中找不到形而上的本体,从而无法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却发展了器物层面的科技理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以整体性的"中道"思维安顿了中国人的身心性命,却因为重道轻器而阻碍了对物理世界的认知。     

论中西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

中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共同的根源,都是人对自身包含的有限性与永恒性的张力关系的理论化觉解,是人对自身生命本性的反思。尽管中西方形而上学有共同根源,它们在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上却有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形而上学理论的确立方式的差别,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下学而上达的路径,从伦理开始而达于形上境界;西方采取的则是一种上学而下达的路径,从本体论开始而达于伦理学。另一个就是中西方人生命超越方式的区别,即从有限到永恒的通达方式的区别,前者是内在的而后者则是超越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中西形而上学实现方式的区别。     

中西对话困境中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中国有无哲学”和“中国有无形而上学”是一个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已。这一怀疑的产生与中西学术对话的困难和交流的缺乏不无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中国哲学的怀疑或不自信主要源于因时代交替产生的理论体系的混乱和学术的国际接轨的困难;对于外国人而言,疑问是傲慢(偏见)加无知的结果,主要源于对中国哲学缺乏了解和西方中心论。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有丰厚的形而上学体系。不过,中国哲学及其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后者,并没有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     

中西科学主义批判之比较

一种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社会效果。科学主义批判思潮源于西方,但在中国却是舶来品,是在从西方输入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在被移植时,难免会发生变异。我们试图透过中西语境下科学主义批判思潮呈现的多样外观,找出它们存在的差异,总结出共同的本质,以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主义批判。     

反形而上学还是后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讨伐” ,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 :一是以经验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反形而上学 ;二是以黑格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非科学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运动的历史显示 :反形而上学总是无法彻底的 ,前面的反形而上学者总是被后来人批评为形而上学家。哲学正在向“后形而上学”转型。后形而上学是在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间的辩证运动。在哲学的后形而上学时代 ,提供最终的形而上学根据已经不是哲学的主要功能 ,但解构各种形而上学根据的任务 ,却仍然是非哲学莫属 ,它体现着人类思维的超越性     

别有天地的田无牧歌－中西诗人自然观比较

本文拟在探讨中西诗人在田园诗中体现的自然观以及渗透的文化底蕴，自然是充满人性的存在，自然是理性的象征，并在神性的自然中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中西哲学形而上学之比较

中西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和路径各不相同。西方哲学将之阐解为从知识达到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问题 ,走的是转识成智之路 ;中国哲学将之视为形上智慧的呈现与实现方式 ,走的是由智化境之路。然而 ,“转识成智”和“由智化境”分别是人类理性探究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展开环节。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包括本体论与境界论 ,未来的形而上学应当是两者之合。中西哲学之争将由此趋于融合 ,达到解决。     

康德与孔子道德形而上学比较

康德和孔子是东西方杰出的哲学家,而道德形而上学都是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两人都是道德自律论者,在个人的层面上反对道德幸福论。当面对德福的“二律背反”时,康德引进了“上帝”等三个公设予以说明和保证,而孔子引进了“天”的概念,恰恰也就形成或代表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超越途径康德所代表的是以“上帝”为解救自我的外在超越(超绝)之路,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却是天人相贯、自我解救的内在超越途径。     

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反对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的出路

现代西方美学把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因此而形成了两大思想传统直观主义和解释学。直观主义试图通过消除审美主体的各种先入之见来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解释学则把主体的先入之见作为审美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认为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可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后现代美学对于现代美学的上述努力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西方语言的固有特征导致西方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形而上学。但超越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抛弃形而上学的意义理论,不再把合乎逻辑作为判断语言和思想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和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超越形而上学的潜能。     

20世纪中国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社会学比较研究

由于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在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后来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等等,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在社会学的内容表现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差异,由此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所呈现的不同创作特征和发展风貌。     

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

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是指“超经验的本体论”。即超越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范围 ,研究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和学说。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就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特点而言 ,经历了一个“拒斥形而上学→肯定形而上学→内化形而上学→回归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其具体表现是 :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 ;证伪主义肯定形而上学 ;历史主义内化形而上学 ;科学实在论回归形而上学。这一过程表明 ,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 ,只要还有哲学 ,就少不了形而上学 ;只要还有科学 ,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命运

西方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之后遭受势头凶猛的后现代主义挑战,传统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批驳并似乎被逐渐边缘化。本文溯源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嬗变,分析形而上学在西方产生、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西方形而上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彼此对立及相互关联,从而揭示出形而上学的哲学复兴是一种历史和理性的必然,依然彰显着对人的终极关怀,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成为现实。     

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西方语用原则方面的使用差异:具体介绍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语用原则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对比差异性,目的是为了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有效运用语用原则并尽可能避免跨文化交际的失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交流,说出地道流利的英语。     

文体的单线突破与思潮的更迭流变--中西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征比较

两千多年中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在宏观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可比性。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征具有明显文体上的单线突破 ,而西方文学的发展则以思潮的推进、流派的更生为主线。本文从宏观上梳理了中西文学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 ,同时论述了这种宏观上的比较于今所具有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试析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

本文从语言表达体系、文学形象体系、行为主体和接受主体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差异对翻译活动造成的障碍,提出了翻译工种者的任务,即减少文化差异对翻译造成的困难。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中西马克思主义平等对话之基础

我国以往大多数学者没有把中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当作了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这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认为中西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事实上,中西马克思主义虽然分歧巨大,但二者的共通性也不少。在理论渊源上,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从影响二者的主要外来因素看,都与苏联有脱不开的关系。这些共通性正是二者之间展开平等对话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