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从“以神听”到“天下听从”：《文子》“听”贯通的治身与治国

《文子》在多重层面上使用“听”,这些与“听”相关的论说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治身维度,即把“听”作为学道方式,根据道“听之不闻”的特性,排除耳目干扰,通过“以神听”通达于道;二是治国维度,即讨论君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应当通过正确“听治”的方式,使君令顺利下达、臣情得上闻,最终因君民良性循环而达成“天下听从”的政治效果。从由听及道的治身论过渡到以道御民的治国论有赖于“听”的行为主体的统一,君主通过治身有道虚心听治,并凭借精诚感应最终达成理想政治。     

论《鶡冠子》的素皇内帝之法

从内容判断,《鶡冠子》应属战国末期至秦朝初期的作品。鶡冠子继承了老庄的社会理想,仿庄子建构了一个以“素皇内帝之法”为内核的理想国,同时对非圣贤之君治国的不良后果提出了补救措施,其国家形态表现为以法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冠子的理想国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并充分地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是规划政治大一统的理论蓝图。     

以《大学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政论SSCI

荻生徂徕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儒,不仅通过著书立说传先王之道,同时也作为幕府将军宠臣柳泽吉保的家臣,间接地参与着当时德川幕府的统治。徂徕曾说,"《大学》者,守成之君所奉也",也就是说《大学》是君主维护自己统治而非倡导"革命"之书。在《大学解》中,徂徕从一贯的"政治化"路线出发,把《大学》分为"人君教人之道"和"学者为学之方"两条"为政"的线索,指出人君通过诗书礼乐教化就可以引导学者成德,由此而实现"一民心志"的理想,这就是徂徕在《大学解》中勾勒出的政治理论框架。而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对幕府改革的建言献策之中,即在法先王的原则之上,以利民为手段维护现有的等级秩序。     

以《大学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政论

荻生徂徕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儒,不仅通过著书立说传先王之道,同时也作为幕府将军宠臣柳泽吉保的家臣,间接地参与着当时德川幕府的统治。徂徕曾说,"《大学》者,守成之君所奉也",也就是说《大学》是君主维护自己统治而非倡导"革命"之书。在《大学解》中,徂徕从一贯的"政治化"路线出发,把《大学》分为"人君教人之道"和"学者为学之方"两条"为政"的线索,指出人君通过诗书礼乐教化就可以引导学者成德,由此而实现"一民心志"的理想,这就是徂徕在《大学解》中勾勒出的政治理论框架。而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对幕府改革的建言献策之中,即在法先王的原则之上,以利民为手段维护现有的等级秩序。     

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

《魏书》对尔朱氏所立的孝庄帝、元晔、节闵帝及高氏拥立的元朗、孝武帝有不同的书写。元晔不预《本纪》,元朗仍为帝,却被淡化存在。因高欢本属尔朱荣势力的"拥帝派",又以为君父报仇之名与高乾兄弟合作"举义",孝庄帝的历史地位便不容否定,高欢为此不得不废节闵帝改立孝武帝。孝武帝入关,高欢以"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改立新君,更令孝静帝认孝明帝为父,使"高祖有祀",强化统治正当性。《魏书》沿袭高欢基调,批孝庄帝让"高祖不祀",称节闵帝"雅道居多"、孝武帝"悖德为甚",将节闵帝等三帝之帝号、王号并举,建构北魏孝明帝—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的君位继承,便有创造东魏北齐承袭孝文帝国统的目的,暗藏提高东魏北齐正统性的用心。由此,也能一窥《魏书》高度推崇孝文帝的原因,及孝文国统对北朝末期政治演变的影响。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孟子民本思想发微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西周"民为邦本"思想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以天、君、民之间的三角关系为理论基础。孟子民本思想的要义是一方面视人民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将政权的主导又交付到君主手中,因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本而不是民主。     

论《文子》中的君道合一

凡人皆有局限,君主概莫能外,统治天下的重任又使得君主的局限会被无限放大,这就要求一个没有"人"之局限的君主。为此,文子提出"道","道"没有人的局限,又无所不能,文子要求君主"体道""行道",也就是君与道合一。文子认为从"心"上下功夫就能实现君道合一,通过心的虚静拒绝世俗物欲的诱惑,使精神保守在内,通过心的至诚使精神上通于天,完成君、道合一,这样就能实现文子心目中最好的"神化"政治,这实际上使君主变成了"神君",完成了君主的神化。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新·公·能”中华优秀传统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脉络

将变革之"新"、利群之"公"、创业之"能"结合为一体的"新·公·能"中华优秀传统之源可以追溯到华夏族群形成时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被赋予这一类素质。汤之盘铭的"日新"、古公亶父的"有民立君,将以利之"及《周书》、《诗经》的"天作君师"、"革命"、"维新"思想使其达到理论化的高度。春秋时期,许多思想家主张变革制度,明确提出道义、国家、社稷、民众高于君主,并将"能"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战国初期,慎到、商鞅等一批"法术之士"倡导政治变革、以法治国、天下为公、任贤使能,建构了"新·公·能"三位一体的政治理论体系,奠定了这一中华优秀传统的理论基础。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春秋繁露》与儒学君道观的形成

《春秋繁露》在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从君权来源的角度,强调君权的最高本源是天,从而得出了君主行为必须效法天道的结论。如若君主逆天行事,天就会以灾异的形式进行谴告,直至变更君位和君统。并视“易姓而王”为政治常态,否定了君权的万世一系。由此初步完成了儒学君道观的构建,对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管子》“道”的思想刍议

《管子》和《老子》虽同属道家,但《管子》以气释道,道气同质,其哲学思想与《老子》同中有异,由此决定了其政治理论与《老子》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管子》以"贤臣"承"圣君","君-臣-民"三分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对《老子》"圣-民"两分的政治理念的发展。     

《管子》治道初论

全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管子》的治国之道。首先,明确论述了《管子》以经济强国、以法治国、以德教民的治国原则;其次,具体探讨了《管子》务本兴业、君主集权、选贤任能的治国方略;进而,全面揭示出《管子》求新务实、独树一帜的治国手段;最后,对《管子》治道进行了客观的总体评价。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王符君道思想探析

对于君道与和谐政治秩序的讨论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王符作为东汉中后期重要的思想家,一直都在关注着当时政治社会的运转情况。他的天民合一的民本思想是其君道论的基础,君道内涵规定为明暗之理和公私之分,同时把君德德目也规约为纳谏、受言与责己。王符对于和谐政治社会关注颇多,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关于"和"的论述和定义上,和谐的治道愿景一直都是《潜夫论》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