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贫困问题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性干预、社区贫困文化的再生产、教育的实践逻辑等构成了农村贫困的根源,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与政策调整、过分的财政依赖和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带来了农村贫困的再生产.事实发现,重视穷人的主体性参与、增加和完善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国家强制性干预发展的逻辑和未来战略的重新定位等能有效应对贫困问题.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形态与治理路径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和真实写照。在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多重因素驱动下,大量农民外流,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空心化,而且还引发了连锁效应——农业生产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基层民主空心化以及社会心理空虚化等。直面空心化所带来的农村衰败格局,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心和方向,通过在农业生产、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的政策革新,最终实现填充农村空心化的治理目标。     

人为市场化、自发市场化及其应用

以往对市场化研究缺乏对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深入分析,市场化被当作"黑箱"。人为顺市场化、人为逆市场化与自发顺市场化、自发逆市场化的作用是市场化的推动力,它们的特征及相互作用解释了市场化的运作过程,并能够用于测度市场化进程、判定市场经济运行效果和指导政策实践。     

“小地方”的力量:市场化与社区建构——以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吾屯社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的变迁模式似乎验证了社会学界关于"村落终结"理论的部分论断。本文以青海黄南州的吾屯社区为例,认为吾屯社区通过主动建构的方式,使社区自身的乡土性格与文化传统在市场化力量面前得以延展,并成为推动唐卡艺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并由此展示出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另一种模式。     

孝何以是一种德性?——在德性伦理学的视域下重审亲亲之爱

<正>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愈加严峻。社会调查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显示: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老人自杀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代际之间养育—反馈关系严重失衡,传统的孝道观念被市场化的交换概念所代替。另一方面,与私人生活的变革相应,孝也从传统"德之本"的地位上衰落,而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甚至可疑的"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     

历史性飞跃的涵义、阶段和理论成果的历史形态

中共在两次革命和两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两次飞跃,都包括了理论飞跃、实践飞跃和社会飞跃三大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通过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而实现的。由此产生的＂中国理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结构,即一般原理与特殊原理、理论（理论理性）与道路政策（实践理性）和＂理论核心—原理群—具体论断＂。由于认识的历史性,以及＂中国问题＂的结构和演化,决定了＂中国理论＂的阶段性和不同历史形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产生了三个历史形态,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今后必然还将产生新的阶段性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历史形态。     

提高农民收入与农村二次市场化制度创新

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 ,发现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从深层次看 ,主要是市场不健全和农业产业化滞后两大问题 ,并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指出 :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 ,这条思路的实现必须通过农村二次市场化制度创新来消除一些障碍与难题。农村如何进行二次市场化制度创新 ,本文强调其关键在于发展市场上层组织 ,推进要素市场化。最后具体地提出了几条农村二次市场化制度创新的政策选择     

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路向及其深化

在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肯定市场价值不仅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性选择,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理念的一次重要更新。回望"以钱养事"改革的十年历程,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仅符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要求,而且展示出其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满足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实践适用性。因此,市场化理应成为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路径选择。但受限于农村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和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畅、市场主体未确立、市场竞争不充分、资金投入不足、队伍建设滞后、群众认识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地方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运作不规范导致的。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细化服务清单、创新管理机制,壮大服务主体、优化竞争环境,加大财政投入、提升服务能力,重视人才培育、规范内部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民参与等措施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农村社区机制：组织制度及其行为框架

农村社区具有组织特性 ,存在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组织制度系统构成的社区机制。社区的组织制度系统决定了社区行为。国家法制、政策及其政府的制度安排构成了社区的制度环境 ,决定了农村社区主体进行适应性选择 ,在正式制度影响下社区行为沿市场化方向展开 ,在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社区行为走向社区化的深化。     

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发展道路探讨——基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

从"村落"到"社区"的转变是当前中国乡村社区变迁的重要表现。基于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水平为划分标准,山东省目前形成了工业化推动下的就地城镇化型农村社区、城市化扩张下的"村改居"型农村社区和农业产业化推动下的合村并点型农村社区。对这三种类型农村社区的分析表明未来中国乡村社区的转型与发展不但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与整合,更需要借助国家"看得见的手"消除不利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社会学研究与民政工作结合的新探索——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与长春市民政局民政工作研究联合体的本土化实践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与长春市民政局的合作实践始于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与探索。2007年,长春市五个城区被纳入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区,为提升其建设水平和层次,长春市民政局与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策划共建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联合体,并由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田毅鹏教授为首席专家成立了长春市城郊农村社区建设体制创新研究课题组。经过两年多的成功合作,2009年5月26日,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与长春市民政局正式签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理论溯源与实践反思

在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上,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这三大学术传统存在显著分歧,这不仅与它们的学术关怀不同有关,也与产生和发展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有关.我国目前农业的发展存在对西方"现代农业"如农业规模化、农业集约化、农业市场化等模式进行全面提倡和推广的趋势,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实践上都显现了将其口号化、普适化和苛求化的征兆,而缺乏对这些外来模式解构和内化的过程.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允许并提倡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发展是适合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最佳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应藉此来构建.     

旅游发展与农村社区权益受损刍议

学术界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推动农村地区农村脱贫致富中的作用和实践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而对旅游发展对农村社区的权益损害情况关注较少.以我国西部的部分旅游区为例,分析了当地农村社区的权益构成及其在旅游发展中所遭受的损害情况.分析表明,风景区的土地征用较为严重地损害了农村社区的土地使用权、社会保障权以及自治权;旅游收益漏损损害了农村社区的旅游资源收益权;旅游用水损害了农村社区的水权;旅游污染损害了农村社区的环境权.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探寻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体系的构建包括家庭的功能、社会(社区)的组织网络、国家的干预作用和支持这一切的福利思想等。历史上,中国的家庭构成了非常紧密和最基本的福利单位;社区的组织网络承担着基层最基本的福利保护和传送作用;国家(政府)对农村的福利干预一直很强大,政策和措施形成上下和纵横的系统。与西方福利系统的政府、市场和个人主要构成因素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福利体系以国家、社会和家庭主要因素构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大同、民本、和谐等福利思想以及释儒道三家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福利体系的哲学基础。     

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践与经验——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等口号和理念大行其道,并由此推动着整个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广州作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最成熟、公众参与意识最强烈的城市之一,在社区自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而天河区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敢为人先,很多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广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广东30多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给中国下一轮的农村改革留下许多启示。中国农村改革实践告诉我们,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基本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之路。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与保护农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联村社区治理的若干问题论析

联村社区是因应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益、加快城镇化集聚效应、优化农村基层综合管理的产物,具有正当性。农村"联村社区"与"行政村"关系的背后是微妙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张力,牵涉着"乡—村关系"的构建。联村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既不能赋予"社区"凌驾村级组织的权能,也不能使"社区"缺乏基本的整合能力。乡镇派出机构的"行政路线图"有失偏颇,"党委路线图"是一种选择;联村社区治理的困境是域内各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如何破除其自私积弊导致的社区合作困境是一个大问题;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招聘的专职社工运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拨乱反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