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及其解决——立足于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考察

本文从兼顾保护农民权益与转基因农作物育种人的品种权的角度出发,研究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基本架构.就故意留种行为而言,农民有权不经育种人授权而留存、种植和销售授权产品的种子,但繁殖不得超越合理数量,不得出于商业目的而繁殖授权品种、销售种子的数量应当合理.就无意留种行为而言,该行为的侵权认定需要考量农民的主观意图.损害赔偿采取"侵权收益计算法"而非"专利损失计算法".育种人针对农民留种行为的专利保护措施有技术授权合同的限制条款、终结者基因技术等.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的立法缺陷包括"专利权合理容忍限度"的范围有待辨明,农民的无意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解决机制尚待完善等.     

知识产权视角下农民品种保护的规范构造

农民品种是由一定区域的农民以集体创新的方式,经过长期培育并被证明有特殊品性的品种,具有群体性、地域性和传承性。农民品种的价值是其所包含的遗传信息,适合用将信息作为保护客体的知识产权制度加以保护,但与保护私人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有所差异。其取得应符合较低要求的可识别性,且需经过注册登记程序。农民品种的保护模式主要包括特别权形式的积极性保护与防御性保护。在特别权保护下,农民品种权权利主体分两个层次,即静态的权利归属于国家,动态的权利由特定社区农民集体行使。具有集体属性的农民品种权不得转让,但权利人享有基于许可的知情同意权和惠益分享权;同时应设置合理使用、强制许可及保护期限等限制制度,以实现权益平衡,促进植物育种领域的创新。     

关于高校贫困生助学工作的思考

《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均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既然为非义务教育,那么大学生就应实行缴费上学制度。我国高校实施缴费上学制度已为社会所认可。正如大家所知,我国高校收费的最终目标,是要逐步建立起一种由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家长或个人共同合理分摊高教培养成本的机制。在关于高校收费的听证会     

种子开源的缘起、现实价值与实践模式

种子开源是开源运动在育种领域的延伸，旨在实现植物生产、育种、繁殖和分配过程中种质和技术的自由使用，以克服知识产权排他性保护对育种创新的负面影响。种子开源秉承自由、开放与共享的理念，其并非否定知识产权，也不意味着免费或没有限制和责任。防止种质资源私有化、育种创新的累积性以及种子和软件的共通性是开源运动延伸至育种领域的主要原因。种子开源具有整合育种资源、促进育种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价值。从域外实践看，种子开源大体可分为道德承诺、开源许可证和农民合作三种模式。在强调育种原始创新，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的当下，可尝试在受财政资金资助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中推行许可证开源模式，同时鼓励其他育种者和农民加入，以促进育种创新，实现种业可持续发展。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农民个人缴费能力风险评估 ——以湖南省43个县（市、区）为考察样本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农民个人缴费能力关系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以湖南省43个县（市、区）为考察样本,对农民个人缴费能力风险进行评估,分析发现：约1/3的样本地区在最高档缴费能力上存在较大及其以上风险,对于最低档缴费档次,有约1/10的地区存在缴费能力风险;少数样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小于支出,根本无法承担制度缴费,将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为规避农民个人缴费能力风险,实现农民个人缴费能力与制度设计相匹配,需要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费档次设置,进一步完善缴费激励机制,努力扩充农民收入渠道,提高缴费办理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已出质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规则的规范解释与法律续造

《民法典》第444条第2款已出质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规则,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未实现质押关系各方的利益平衡;二是此种基于法政策的立法选择与法教义学的价值恢复请求权等理论之间存在不协调性。《民法典》第444条第2款的立法模式在比较法上极为罕见,比较法上除了当事人之间特别约定为用益质外,有关出质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处置主要采取物上代位与孳息的自动延伸两种模式。《民法典》颁布之后,民事法律的基本规则已经形成,教义学的重构应该在现行法的框架内进行,以许可使用费的性质为标准,通过规范解释实现类型化适用：若认定许可使用费是孳息,则应适用《民法典》第430条并类推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64条;若认定许可使用费是出质知识产权的价值转换形态,则应扩张解释适用《民法典》第433条或第390条。但若无法借助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得出妥善的解释结论,则应赋予法官在符合整体法律秩序之下进行超出文意射程范围的漏洞填补之权利。     

大国开放条件下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研究

采用大国开放条件下农业研发经济剩余模型对1996-2008年间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踏车效应＂朝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方向发展,包括我国棉农在内的各国棉花生产者都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显著损失;消费者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并且随着转基因棉花采用率的提高其将获益更大,而研发者也因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可观的技术使用费;对一国整体而言,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     

“新农保”中农民缴费能力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试点地区的调研数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制度规定地方政府可在中央政府给出的指导缴费标准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缴费标准,参保农民可自由选择缴费档次,评估其缴费能力关系到新农保的实际政策效果.本文选取农民个人最大缴费能力、农民个人最低缴费率和农民个人最高缴费率三个指标来评估全国及湖北省试点地区农民的缴费能力是否能够承受设定的缴费档次,进而通过运用OLS回归分析得出湖北省试点地区农民的缴费能力受到年龄、家庭支出状况和自身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基于二元Logistic与QCA方法的双重探索

以二元Logistic回归和清晰集定性实证比较分析(QCA)方法结合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影响因素及其选择路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主观属性方面,社会公平感知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在客观属性方面,回乡养老和身体健康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主观属性的解释力度大于客观属性,主观属性具体分为四条决策路径：学习型参保、谨慎型参保、担忧型参保和依赖型参保。主动学习保险知识的学习型参保人员基于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较独立的预期养老方式和传统的信息渠道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平时不轻易购买保险的谨慎型参保人员基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和对保险知识的了解与学习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养老担忧程度较高的担忧型参保人员基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选择非低缴费档次;预期依靠子女养老的依赖型参保人员基于从众心理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客观属性具体分为两条决策路径：高薪酬参保和高压力参保,二者分别基于较乐观的经济基础与子女数量少带来的养老压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意愿和机制构建研究——以西安为例

以个人缴费为主的"旧农保"难以为继,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西安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建立以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为主的筹资模式,以个人账户积累为主的资金管理模式,以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相结合的给付模式,并根据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能力,设计不同缴费档次,实行多缴、多补、多得的激励机制,最终实现广覆盖、保基本、能转移、可持续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课题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三个不同的参保方案,测算了不同缴费水平和财政补贴水平下,参保农民的养老金待遇以及财政负担。     

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格局探析及启示 ———基于WTO-TRIPS/UPOV 模式的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领域,是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中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对促进农业生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作物育种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竞争在国际农业竞争中已逐步取代农产品竞争,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文章全面分析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以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复杂的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协定下的UPOV保护模式,但个别发达国家也主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商业育种者利益的弱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积极寻求一个更适合于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并对该保护格局进行了相关博弈分析,从而提出了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土地财产权演进的法学分析

现代产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必须以法律为依托才会有生命;现代产权又必须摆脱与公权力的交织,成长为纯民事化的权利;同时,人类进步发展方向,要求现代产权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土地产权无疑是最重要的产权。根据现代产权的以上特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转型的过程,是农民不断获得土地财产权的过程;农民土地产权的未来发展趋势应是:赋予农民完全民事化、法律化和契约化的土地财产权。     

传统农区工业化过程中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经过承包制、租赁制和物权制三阶段改革,农户耕地产权完整性逐渐强化,但产权权能仍然在上层政府及乡、村、组、户等多个主体之间分割持有,其对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要求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要通过市场转让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村经济活动的效率,并使农户真正拥有土地处置权和收益权,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就必须推进以农户私有化为基本方向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发展中的农民权益维护 ———当前中国农民公民和社会经济权益的若干问题研究

在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这一问题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为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农民权益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文章将从政治权利、财产权、城乡公平及迁徒就业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民权益问题进行回顾和讨论.     

产权对价与资本形成: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创新——以成都试验区为例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在既有宪政框架下界定农地产权,再造微观基础,是维护农民利益,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生成农户财产性权利的相对价格形成机制,扩大农业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唯一正确的激励机制和效率基础。"家庭承包制"是以剩余索取权产生对农户的激励,而土地确权改革之后,"产权对价"的形成,才是对农户的终极激励。这也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综述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是涉及“三农”问题的一项特殊知识产权，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大多数公民还不懂得通过地理标志保护来维护属于自己的权益，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知识与理念的教育是我国政府实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工作。呼吁各省市级政府加强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支持力度，从实施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的产量规模、品质特征和市场监管入手，在国际市场上为国家利益争取本应具有的竞争优势。     

土地,公正,农业发展:拉美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土地产权改革比较

本文比较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拉美的改革侧重于平均地权,在实现了农业高效率发展后重建社会公正。前苏东的改革侧重于创造地权,通过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由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两场产权改革虽没有普遍造成土地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但也未能充分实现土地价值、增加农民福利的目标。如何一方面利用外部发展资源实现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保证资源控制者不因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完全剥夺发展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设计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国农用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创新思路

“三农”问题的重心在农民,农民问题的根本在土地,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产权。目前依附于我国农用地的所有权主体模糊、各项权能边界不清晰,农用地流转管理制度不健全,农用地征用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难适度,是导致“三农”问题长期未解的根本原因。我国农用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未来走向应当是建立“五权分离”的中国特色现代农用地产权制度。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资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新农村建设

农业知识产权是指在农业科研、生产等农业科学技术领域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的统称。文章通过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分析,指出了新农村建设中涉及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领域,明确提出了做好顶层设计,加快制定知识产权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等七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对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