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

从起源的角度看,广场最早与最基本的功能是一个文化、精神与艺术活动的中心。现代广场更关注其对城市环境与都市人具有的生态功能。作为城市文明符号与主要象征的市民广场具有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价值。中国城市广场普遍存在着空间布局混乱、结构失衡、功能错乱、"空心化"、管理落后等问题。真正理解与领会市民广场的本质内涵,制止对城市空间的非理性改造与盲目生产,以及通过管理与服务创新全面地提升市民广场的文化服务水平,对于中国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生产十分重要。     

记忆的弥散：延安纪念场馆中红色文化的空间生成

延安是我国的革命圣地,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纪念场馆是延安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立足“纪念空间”的理论视角,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生成机制,建构起红色文化传播的信息话语网络。在这种生成机制中,红色记忆是场馆中红色文化的表征形式,馆藏展品成为馆中红色记忆的意义起源,历史线索构建出红色记忆的叙事逻辑,文化创意则赋予红色记忆生机与活力,三者共同催生馆内红色文化向红色记忆的转化。在场馆之外,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外溢并搭建起城市中的各类共识符号,承载了公共话语网络和个体情感,打造了延安的“气态”城市文化形态,并助力“红色”成为延安城市的鲜明底色。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情感与仪式互动社会下的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

在乡村文化治理中,通过情感赋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将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本土化创新,对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情感与仪式互动融合视角看,仪式互动结构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相互耦合的情感生产逻辑。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共同精神弱化、人地关系疏离、情感联结淡化和价值符号虚化等实践困境,构建符合乡村内在生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乡村情感共同体是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工作。     

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一批以江西为背景、反映江西地域文化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对江西山川、风物、民俗作了详细记录,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晚清至民国江西形象的描摹。作家在作品中渗透了深厚的乡愁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既有认同,又有审慎的批判。通过研究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不仅可以丰富地域文学史的研究,而且可以在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热点中,发现江西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     

论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难点与前景路径

工业遗产社区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有助于实现“人民城市”建设的“秀带”愿景。但目前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忽视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本文认为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是焕发社区长久生命力的有力保障,针对工业遗产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应在完成更新社区物质空间、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高社区凝聚力的前提下,着力克服民间资本参与度低、居民文化消费观不健全、公共文化供给长期缺位、同质化商业模式复制的改造难点。最后基于调研基础,提出“乡贤+基层党建”“资源+现有政策”“生活+第三产业”“特色+地域文化”等前景路径以供具体实践参考。     

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希望通过消费融入城市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诸多城乡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文章以青年农民工消费山寨手机为例,通过分析山寨手机中的符号意义以及访谈的方法来验证两个假设：山寨手机中所包含的符号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符号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因此,文章提出文化资本在以符号消费为媒介的城市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场景的“再场景化”:新媒介时代文创街区的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

打造集地域特色、创意设计、产业品牌等元素为一体的文化空间,是当前我国城市和乡村开发设计文创街区的聚焦目标和实践方向。文创街区全产业链条中关于街区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问题则往往成为薄弱环节。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城市研究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讨论文创街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和地方美学实践空间的形态内涵,并将文创街区的"场景"定位作为建构其媒介形象的认知前提。同时运用传播学的"场景"概念,将文创街区纳入虚拟的"入口场景",通过场景的"再场景化"探讨文创街区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可行性路径。     

“派称江西”的文学文化考察

自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始,诗派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出现,后经过刘克庄、方回等的张目阐发,江西诗派的理论建构逐步完善,不仅在宋代,甚至在整个诗歌史上,形成了言诗者必称江西的传统。历经宋、元、明、清,江西派在诗学领域获得经典地位的同时,其概念范畴也逐渐溢出诗学的单一指向,渗入文、词,甚至画、印等文学艺术领域。清代文献中的江西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显扬标榜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甚至作为一种拥有伟大传统的文化资本被不断追叙。从江西派概念的推演泛化过程入手,以探究宗派观念在诗学领域的经典化途径,进而考察其如何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学文化视野的过程。     

论城市文化空间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同构性

从城市文化的空间建构角度,探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动因,是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途径.城市文化空间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主体同构性,因此探究主体的同构性是研究两者互动关系的理论前提.主体从精神和物质角度建构自身及城市文化空间,一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创设所需的城市精神文化空间,并保证其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创造接受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城市景观、科研、艺术机构和活动等物质基础,并反过来作用于主体和城市文化空间.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评析

大众文化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 ,它以双重理论范式把握和切入大众文化的双重结构 ,即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对以往经典的单一性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它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建构 ,使大众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范式之一的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 ,从批判的视角审视和分析当下社会和大众媒介 ,指出大众媒介已演化为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新宠乃至符号暴力 ,对大众媒介的霸道与僭越进行了批判 ,主张建构公共空间 ,以抵制和制约媒介的霸权 ,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反霸权本色。     

对话:在公共艺术与城市个性之间

公共艺术缔造一座城市的形象气质,集中显示着城市的人文历史和审美文化,是城市个性最直观的载体.当前公共艺术所呈现出的"千人一面"、粗制滥造等现象是城市发展的异化,直接导致城市个性建构上的偏差.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公共艺术的发展趋势,从城市历史、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及公众互动等角度探讨当代公共艺术构建城市个性的诸多可能.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艺术教育与地域文化融合的策略

地域文化包含地方民俗、历史和艺术等，是地方独有的文化现象。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需要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公共艺术中的地域文化是从空间、时间、人三个维度显现，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融合需要用公共艺术本体语言深入融合地域文化的内涵。文旅融合可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和公共艺术教育的推广，逐渐扩大地域文化的受众和提升相应知名度，进而加快传播并实现传承。同时，应加强公共艺术教育的创新及与地域文化融合，促进地方文化的发掘和传承，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通过比较和分析可知，公共艺术教育与地域文化融合是地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途径，应加强政策支持、提高教师素质、加强高校重视程度并完善评价和督导机制等，以推动两者深入结合，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而实现协同发展，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     

“城市精神热”的理性思考

近几年,"城市精神热"悄然兴起,但是个别地方也有不少"走偏"之处。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城市精神的建构:其理论的抽象性与层次性,其天下情怀与地域特色,其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其践行性与草根性,其人本原则与社会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精神建构的良性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提升文化品位、抵制低俗文化,挺立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城市文化空间拓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它不仅关系到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和公民的文化权利诉求,还关系到城市文化空间的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对城市文化空间具有再造作用,支持着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和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只有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嵌入到城市文化空间的拓展中,成为空间再造的一部分,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才能有效发挥,公民的文化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多元共治”视角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形式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诸多新特点,公共文化空间的出现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它是一种集文化与社会交往于一体的文化产品。它的种类众多,不仅涉及到公共性的,还有商业性的。然而,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为打破这种发展困局,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我们需要从建构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主体出发看待它的发展。     

农民工文化需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来自江苏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工是推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城市的生产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值得关注。江苏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农民工文化生活总体上较为贫乏,迫切需要建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从社会行动理论来看,农民工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满足的过程就是社会行动的过程。该行动的前提在于了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与不足,行动的手段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与社区协同、社会组织参与的运作机制,行动的目的是达成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契合。     

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与实现途径

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和制约乡村文化发展的关键都与乡村公共空间和乡村公共生活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培育、拓展乡村公共空间与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入手.通过改造和创新利用乡村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培育和建构新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不断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内涵,激活农民的文化自觉,以最终实现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