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治理困境与制度重构

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在于规制性要素的摇摆和抽象;规范性要素的笼统与运 行无序以及文化-认知因素的制约与早期教育价值迷失。从系统构建“去小学化”的政策体系、重构幼儿园教育的特定角色和 运行规范、重塑社会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的共同认知图式是农村幼儿园走出“小学化”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认知文化图式的差异和翻译策略

运用图式理论分析了认知文化图式对翻译的影响 ,指出作者和读者的沟通是以共享的文化图式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读者认知语境中相关文化图式缺省或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文化图式相异 ,就会导致理解失败和偏差。因此 ,只有清除认知文化图式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 ,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翻译活动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突破

社区垃圾分类对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意义重大,但我国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本文将垃圾分类看作“自上而下”实行的一套制度,借助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影响垃圾分类效果的外部因素。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社区异质性和人口流动性引致的人口结构困境、“政府-物业”关系及其博弈形成的实施主体困境、自觉投放与实名监督效果差异引发的监督成本困境、年龄组居民环境行为差异为表征的环境“认知-行为”脱节困境共同构成了社区垃圾分类的结构性困境。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介词习得中的空间认知

介词是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习得中的难题之一。我们认为,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探讨汉语与学生母语中与介词、格有关的空间及其隐喻范畴表达,可以为学生介词习得中出现的某些偏误提供解释,透视出学生的中介语认知图式。     

认知文化图式的差异和翻译策略

运用图式理论分析了认知文化图式对翻译的影响，指出作者和读者的沟通是以共享的文化图式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读者认知语境中相关文化图式缺省或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文化图式相异，就会导致理解失败和偏差。因此，只有清除认知文化图式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翻译活动。     

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旅游社区需要通过嵌入性治理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破解因资本下乡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区发展风险和治理脱嵌,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是亟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向运动理论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资源,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考察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脱嵌困境和嵌入性治理路径,构建了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凸显了市场至上“正向运动”的固有缺陷,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城与乡的发展失衡、内与外的利益冲突和主与客的角色矛盾等脱嵌困境。然而,三重脱嵌困境培育了乡村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外部环境,推动乡村旅游生产方式由资本下乡主导向乡村建设主导发展,并通过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和文化生态整合,建构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当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技术等层面,而较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以社区心态为引,回到社区"人"的本身来思考社区治理问题时,社区治理认知就成为社区治理何以有效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以视界、隐喻和框架作为社区治理认知的研究对象。其中,治理层和边界构成视界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以情境、对话勾勒视界的轮廓,以再构和融合阐述视界的意图。当面向日常生活时,社区会演化为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则成为治理认知的重要形式,其在认知功能上的表现在于其是组织各种概念的基础及生成生活经验的工具,而隐喻源的存在成为治理认知形成的介质。另外,从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心理原则的框架出发,关系本身对框架的安排和优化、情感的形式及运作、想象的类型和内容成为其核心要素。由此,以视界、隐喻和框架来构建社区治理认知,且以此窥视社区治理认知对于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从分化到分治：“多层竞争——合作”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 ——以陕西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乡政村治"体制形成的政府与村庄组织结构模式,因为乡政困难而未能达到预期目标。21世纪初的农村综合改革则提供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契机,在农村社区建设"倒逼"下,新的乡村治理体制有望形成。"多层竞争——合作"体制设想了乡村关系处理的新模式,提出通过分类治理来实现治理目标。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国俗词语的语义特征与认知分析——以“春”为例

为深入对国俗语义的研究,采用语义描写和理想化认知模式,对汉语词语"春"的国俗语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和深入探讨。分析显示,国俗词语是范畴化的一种表征;作为范畴,"春"包含若干个子范畴,其中代表概念意义的子范畴具有原型理论的典型特征,属于春范畴的典型子范畴,其国俗语义延伸属于该范畴非典型范畴。国俗词语的意象图式主要表现为部分-整体图式,中心与边缘图式和系联图式。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政府改革引致的社会中介

政府治理模式的最新转变表现为"善治"的出现。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在我国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向社会中介的分化。社会中介是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纽带。社会中介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中介发展壮大的推进器。我国的社会中介行业已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语动宾结构"开+NP"的认知考察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开 NP”结构是一个以空间状态转换为基础的意象图式及其隐喻系统。通过隐喻的认知投射,“NP”的空间范围从物理空间层面拓展到时间层面、人体空间层面、社会空间层面、心理空间层面,“开 NP”结构由典型的“封闭开放图式”投射出了“隐蔽显现图式、不存在存在图式、静止运动图式”三种变体图式,进而形成了“开 NP”结构的范畴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