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与当代性建设——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间成果丰硕,其在时代变迁中进行着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与实践性品格。当代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马克思的幽灵",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更趋向于"回到马克思"。然而,如何"回到马克思"以及"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一种反思性的历史回顾中进行考量。与此同时,在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问题日益突显,这些问题对此后进一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思路——五四运动80年后的思考

五四时期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具有其合理性、进步性,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只有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但“结合”不是一劳永逸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救亡”。从历史的选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上,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思路     

“自然的历史”与形而上学的转变——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考

形而上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要在概念中思考“绝对”,但是,这个“绝对”可能是被重新洗礼了的绝对。马克思从形而上学的转向之中拯救了形而上学,而在历史哲学(实践哲学)中重新思考形而上学。他以概念和现实的关系为突破口,从辩证法的角度解答了中世纪形而上学中的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关系问题。这种理论突破使他的唯物主义超越了观念论和直观的唯物主义。他所提出的“自然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他的形而上学所要研究的“绝对”。     

马克思的“幽灵”与“社会学想象力”——论社会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后现代际遇

运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和C·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发掘了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两条主线,全面梳理了社会分层及社会冲突论、批判主义、性别分层的三大传统及其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吸收以及当代社会学三位杰出理论家布尔迪厄、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所引发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后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曾经的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复杂的学术经历,大致包括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追溯科氏理论生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瞥见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历史。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焦点问题。借助科拉科夫斯基重考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形而上学问题——兼驳海德格尔对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的批评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理论的谱系,它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作为超感性世界的意识形态归结为感性世界只是马克思克服形而上学的第一步。回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陷入虚无主义的批评,就要回答马克思和"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结构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不只是把超感性世界颠倒、归结为感性世界,而且是诉诸具体的作为感性活动的物质生产的二重性来克服虚无主义问题。感性活动作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中介,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表征着人的生存方式的二重性和矛盾性。因此,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具体的感性活动在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才避免了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厄运。     

建国后的一场重要哲学争论——对“综合经济基础”问题的再思考

在全国解放后的过渡时期,我国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哲学争论.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过渡时期"无经济基础";过渡时期形成社会主义"单一经济基础";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凸显出其重要性在于,一是因为争论涉及到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后来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二是因为争论中表现出的不同哲学观点和学风,后来对哲学界的影响长期存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回顾和思考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     

马克思论“东方问题”与乌尔卡尔特——《马克思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指伪

1853年前后,在"东方问题"的大背景中,俄国与西方列强以及土耳其的矛盾呈现激烈复杂的态势。马克思此间对"东方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研究了许多相关的事件和人物。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乌尔卡尔特是一个他很注意的重要人物。有论者根据马克思的一句涉及乌尔卡尔特的话,诬称马克思批判了乌尔卡尔特借霍乱"打病毒政治牌",并进而推论马克思认为乌尔卡尔特以霍乱病毒"抹黑对手","借这个机会泼污水给俄国,达到反俄的政治目的"是"可能的",还由此引申出所谓马克思对乌尔卡尔特的批判在今天"对我们思考政治与瘟疫的关系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云云。所谓马克思批判"打病毒政治牌"论者严重曲解、误读和杜撰了马克思文本的语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题献论”问题——一个学术考察与阐释的视角

马克思向达尔文题献《资本论》这一“题献论”,诞生于1930年代初的苏联,之后在西方被广泛传播,其扭曲了“马克思-达尔文”的智识关系。究其原因,该“题献论”源于20世纪前三分之一世纪在欧洲和苏联存在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路线之争,其中“达尔文”始终处于意识形态竞争的前沿。然而,对于题献所指、题献动机、“马克思-达尔文”精神内核之间的冲突以及达尔文回信所提内容与现实不一致等各种争议和质疑长期存在。通过对爱德华·艾维林作为与达尔文通信主体的重新假设,以及“1880年10月12日信件”和《学生的达尔文》作品的发现和关系论证,“题献论”的神话最终被解构。     

从“自我意识”到“国家与法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早期考察自由问题的路径转换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线。但是,马克思考察自由问题的视角,并不是一步到位地落脚在实践唯物主义之上,其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学界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理论变化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考察马克思早期文本的理论内核,侧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考察文本内容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性,即现实对理论的关照。国内学界在第一种路径研究上探索颇多,而针对第二种路径,即现实关照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由此,本文结合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背景,以及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分析马克思从"博士论文"阶段到《黑格尔法哲学》阶段的理论重心的变化,探求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视角发生的具体改变、以及促成这一改变的现实因素和外部推力。     

试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新挑战及其深化——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文全面分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条件下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深化思路。     

也谈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方法论问题——兼与董学文先生商榷

董学文先生的批评文章曲解海德格尔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关系,力图把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础——马克思存在论思想曲解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并力图以唯心主义和存在主义来定位海德格尔学说,以此排斥实践存在论对海德格尔学说的有益吸收,这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董学文先生对存在论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诸多错误,如把存在论归为唯心主义,认为存在论是反认识论的,把存在论与世界观和宇宙观概念相混淆。在对马克思主义解读问题上排斥任何从新的视角上的理论探索,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历史与注释——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所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塑与“中国梦”的实现——由“全能神”邪教所引发的思考

"全能神"邪教组织的存在与蔓延以及近年来一些邪教组织的反复出现,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其根源主要在于当前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信仰危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特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真理性的怀疑或放弃。针对当下出现的信仰危机,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国梦"的提出即是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集中体现。     

公共卫生与政府的行政责任——“非典”所引发的行政法问题思考

"非典"事件显示了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存在漏洞以及政府的行政责任机制还存在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同时,这种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政府行政的法律责任的挑战引发了对我国如何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和政府行政法律责任的诸多思考.     

感性的超越与理性的回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学说的基础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的本质”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概念有三个递进关系的命题:“生产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本质”;“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本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人、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     

关注治理“公车腐败”：公车能否挂“公牌”？——一位小学生关于公车改革的建议引发的思考

“公车腐败”是官方形象的污点、社会关注的热点乖13公共管理的难点。从遮遮掩掩,到接受网民监督,再到主动曝光,国内公车监管力度明显加大。“公车腐败”乱象作为当前干音叼=良作风集中体现的—个“病灶”,加大整治根除已经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的公车存量达到几百万辆,多得谁也说不清。中央从2011年4月起专项治理,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近20万辆。这些数字说明,如果不从根子E最大限度减少公车,甚至取消公车,目前监督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覆盖庞大的公车数量,而且加挂公牌和加装GPS都是需要投）、新的成本的,只有在大幅精简公车数量后,这种湖南省岳阳市开始在公务车内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实行“贴身监控”公车。据了解,安装卫星定位监控系统的公车一旦停放在禁停地点,系统就会自动报警,信号则会即时传输回监控平台,监控系统可对违规使用的公车远程断油断电。“公车腐败”要不要治不是问题,屡治不愈甚至愈治愈烈才是问题。岳阳市的做法再次从正面佐证,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高科技治理“公车腐败”的手段相当多,公车治腐不缺技术,只缺动真碰硬的态度。     

“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的教学问题——小说《青春之歌》教学调研引发的思考

《青春之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著名小说,多年来一直是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必选篇目。通过对该课程的相关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和审美体验,同时探讨“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改革和努力目标。     

“一元多样的实践整合”抑或“多元异质的文化拼接”——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及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则界限问题的再思考

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与当代价值问题是当前理论研究中首要的和最为根本的问题,对之早该获得统一理解、权威界定并形成普遍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对此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不仅很难把研究引向深入使之获得高层跃迁,而且极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时下,重新关注该问题的根本旨趣,其意义在于:(1)从学理上弄清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为科学划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界限提供合法依据;(2)从版本学上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旨在说明各种版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极力介入马克思主义内部,非但没有实现对它的意义增值,反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消解和诋毁;(3)从策略上弄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未来发展,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及其中国化立场,才能真正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