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社会空间分配

国际经验显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不合理地暴露在环境风险中,是推动"环境公正"运动发展的重要原因。处于快速转型的中国,是否面临环境风险在人群中不公正分配问题?基于北京、重庆和厦门三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影响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社会空间分配状况,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房产价值、农业户籍和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居住在距离大型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和遭受的环境风险,高于高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拥有较高价值房产、非农户籍和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不成比例地承担环境风险,使脆弱性再生产,以社会经济地位形塑风险地位,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因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环境立法和环境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促进并规范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的目标定位

社会风险包括物质匮乏的风险和网络关系紧张的风险。在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两种风险相伴而生,但抵御的方式单纯着眼于解决匮乏。在社会产品极其丰富的后工业社会,网络关系紧张的社会风险凸现为显性社会风险。以解决匮乏为中心而展开的保障措施正在失灵。社会保障的目标亟需重新调整和定位。当前中国物质匮乏风险与网络关系紧张风险同时成为显性社会风险,在继续防范匮乏风险的同时,必须对网络关系紧张的社会风险给予极大的重视。     

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化质量测度与评价--基于社会-经济-空间三维视角

城市化质量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见证。从社会、经济和空间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赋值法可以对我国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进行城市化质量综合测度。从总体上看,辽宁省城市化质量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两省。社会、经济和空间三类城市化质量在空间上分异比较明显。哈—大城市走廊的沿线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较高,而外围地域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明显较低。     

社会和谐与城市化模式选择

城市化既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关键场域。我国城市化发展表现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资源浪费、利益失衡等问题。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城市生活空间。     

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庆城市化进程空间机理研究

文章在修正传统城市化指数基础上,从空间角度对重庆各区县城市化进程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地区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空间集群现象;1998-2008年间重庆市各地区城市化第二产业比率指数和第三产业比率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增强;而城市化非农人口比率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年减弱。因此,将城市化重心转移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比单纯通过扩大城市范围、增加非农人口比例来提高城市化率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城市化与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初探

本文结合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有关概念、理论和研究成果,从社区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变化四个方面,初步探讨了我国当前由传统农村社区向城市转化过程中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发生的结构性根源。     

河津跳火民俗的社会空间意义

河津跳火民俗不仅是单一的民俗事项,以它为核心还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包括权力与文化建构。前者为跳火对家庭、个人的意义,后者则是民众对跳火的认知。在传统时代,跳火对个人的意义主要为通过信仰这一心理暗示,使人们扫除恐惧,获得安慰,增强信心;对家庭的主要意义为使家长通过对跳火事项、祭祀仪式的主持,加强家庭控制。现代,跳火意义发生很大转变,由神秘的火崇拜仪式转变为娱乐家众、为亲人祈福的活动。近年来,城市化的加剧等多种因素使河津跳火民俗受到重创。笔者据此提出保护河津民俗的建议,以达到使之得以继续流传的终极关怀目的。     

城市化进程中建构社区互动空间的探索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市民在享受城市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困惑于诸多原因引起的孤独,部分社会事件因此出现。社区良好的交往空间与便利的沟通能缓解市民孤独,帮助市民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高社区融合与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本文以交往空间为视角,以宁波市江东区四点钟学校为具体事例,分析社区交往空间的生产过程,指出城市化进程中构建社区互动空间,对于提高社区的互动,加深居民社区融合具有现实的意义。     

中国“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耦合性研究

城市化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所构成的复杂运行系统,其内在要素的耦合性程度高低对于城市化的正常运转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对“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综合测度及耦合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基本呈现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运行格局;其经济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东部地区为主,人口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西部地区为主;我国的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及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总体均处于耦合性的拮抗阶段,但就空间分布来看,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呈现为多数省区处于拮抗阶段、少数省区处于低水平耦合和磨合阶段的发展状态;而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却全部位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抗阶段。     

试论风险社会中婚姻的风险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我国处于急速社会转型期,其风险的不确定性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婚姻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设置,同样存在风险。现代风险社会婚姻状态的不确定性提高,自我选择性增强,并具有婚姻风险地位的性别差异以及婚姻的二歧性问题。应该从婚姻的基础以及社会制度、两性交流的角度、婚姻个体的自律等方面探索降低婚姻风险的途径。     

市民社会:"契约性"社会自治与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之历史嬗变

“契约性”社会自治具有不同的理论祈向,人的本质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多重表现样态。随着“契约性”社会自治重心的转移,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嬗变,经历了由个性张扬的延伸到类生存的复归以及两者的和谐化发展等几个重大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经由人的可持续发展向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渡。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风险”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风险社会视角的灾难与社会工作——台湾经验

尝试借用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反思9.21大地震和八八水灾中台湾社工的相关作为,并说明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视角带给社工关于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启发:激化生活在其中的社工人和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并对社会工作实践世界的历史构成进行批判性思考。     

社区变迁中“人的城市化” 建构与反思———以ＮＪ 市ＸＬ 农牧场Ｓ 新村为例

伴随国家城镇化迅猛发展,新型城市社区建设也在迅猛推进。在城市化变迁与发展过程中,拆迁安置“新市民”能否适应新的城市化社区发展环境,新型城市化社区如何建设,成为目前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回顾社区变迁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以一个典型“二元社会”农牧场的城市化社区变迁为例,揭示拆迁安置社区在城镇化变迁过程中的嬗变价值。研究发现,“二元社会”农牧场变迁为“新市民”社区,不但给社区建设带来了新课题,同时也使“人的城市化”建设迫在眉睫。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使“人的城市化”理念得以落实和彰显,是“新市民”社区建设的主题。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基于社会预期的视角

风险社会改变了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价标准,也改变了项目决策的议程设置。重大工程项目日益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源,其风险因素来自于相关利益群体对该项目在利益性、安全性和合法性上的社会预期,这种社会预期直接引发了其与社会稳定相关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将社会预期分析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框架,有利于全面客观地反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而更为合理有效地预防各类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     

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社会内部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社会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以及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变化是我国社会风险存在的原因.社会风险既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又是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所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抓住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关键.     

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采取的是＂压缩型＂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现代化里程,极大地刺激了风险的产生,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很多领域不断呈现。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借鉴。有鉴于此,需要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风险,走综合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风险治理的全球合作;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和风险意识;反思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传统空间扩张到集约型城镇化：非本地资本的空间集聚

非本地化资本空间效应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解释。着眼于传统空间扩张受限情形,阐述非本地化资本空间集聚效应是如何释放、巩固与放大。研究表明,现代区位具有契合非本地化资本空间集聚效应的结构安排,改革开放作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支撑,通过制度改革创新,加速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演化,以丰富实践经验印证了非本地化资本空间集聚效应是集约型城镇化有效的路径。     

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的空间过程——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

通过对1843—1949年上海市闸北、虹口、杨浦三区,即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的时空变化过程进行个案研究,作者指出由于受到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城市化以及新交通线路形成的影响,上海东北部地区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出以租界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构造:南部地带由自然村落、集市——市区演化;中部地带经历了自然村落数量迅速增长,之后再由村落、集市——城乡过渡带——市区转变;外围地带则表现为自然村落增多以及部分地区演化为城乡过渡带。简言之,上海地区的聚落空间结构在开埠后经历了由传统的以商业市镇为节点的网络结构,向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转化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