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吟社”与南宋后期江西诗坛

理宗绍定间的"江湖吟社",虽不可详考,却提供了"赣寇"与"汀寇"之乱下江西赣吉抚旴各地及闽西北各地诗人纷纷出逃,而隆兴府(豫章)成为逃难诗人聚集地的重要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可以发现南宋后期江西诗坛十分兴盛的一片"江湖"。这片"江湖"是宝庆江湖诗祸之后"江湖"诗歌最为发达的场域之一。作为江西诗派发源地及主要流行地,南宋理宗初期的江西诗坛,通过戴复古、严羽等浙闽诗人主动入场交流,在吸纳浙闽清轻柔软江湖诗风同时,更为之注入持续强劲刚硬的力量。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论陈三立诗

论陈三立诗□胡守仁陈三立诗宗江西诗派开山祖黄山谷。陈三立与郑孝胥并时而出，为清代诗坛两巨子，号同光体。三立服膺山谷，得其法乳，当时以宗匠目之。陈三立的诗渊源于山谷而不局限于山谷，即所谓学山谷而不为，学是手段，不为是目的。他论诗即持此义。他说：“吾摹乎...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论何焯对冯班诗学的接受

冯班诗学对清代诗坛影响深远,但诸多学者往往将冯班的影响局限于"虞山诗派"和吴乔、赵执信等诗人,而未注意到何焯。为此,本文主要从对晚唐诗风的赏评、对评点方法的继承等方面,论述何焯对冯班诗学的接受与传承。     

论“邵康节体”平淡诗美的诗学渊源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学风貌被称作"康节体",而平淡是"康节体"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后世虽常认为邵雍诗学空诸依傍,但其平淡诗风的形成却实渊源有自。既有对陶渊明、白居易等前代诗人人格风范与创作成就的吸收与借鉴,又受到现实诗坛氛围的感召,加以自身哲思体悟的心意熔铸,遂形成了"康节体"以恬淡冲和为特色的平淡诗风。     

南宋诗人敖陶孙考论

敖陶孙是南宋中后期颇有特色的诗人,在当时诗坛具有一定地位。针对敖氏的＂庆元诗祸＂是南宋中后期很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但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却互有龃龉,通过考辨、梳理,还原了＂诗祸＂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其生平梗概也得以进一步明晰。敖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情感真挚而浓烈。敖氏对江西诗学有着自觉的追求,其诗呈现出鲜明的＂江西＂风味,通过敖陶孙可管窥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的境遇及影响。     

边缘文人和超前意识--考察严羽诗歌理论的一个角度

严羽一生生活面不宽,交游也不广,他在当时的诗坛处在边缘,对江西诗风和江湖诗风都有批判.他提倡诗禅相通,他的诗学和禅学都有特立独行的气魄.严羽在当时不被理解,但后世却得到广泛的反响.这说明,他的文学思想具有超前意识.     

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

张之洞是近代诗坛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礼贤重才,却与所举用的同光体诗人产生龃龉,原因在于张之洞主张雅音,与同光体诗人认同变雅之识不同,且崇苏抑黄,两者诗学途径有异.张之洞论诗持有偏见,故不能成为一时诗坛盟主,但在当时与同光体诗人变雅之作形成互补之用,代表了诗歌风气另一种趋向.其诗雄厚宏肆,无纤巧枯涩之气,本文从其感时咏怀、咏史纪事、山水游览、咏物寓志四类诗中分析其诗风特征及其艺术手法,也指出其缺陷.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论贾岛与唐末清苦诗风

作为诗风"尚怪"之唐王朝元和时代成就杰出的诗人之一,贾岛不但以他独特的清幽寂苦之艺术风格卓立于当日诗坛,而且对唐末清苦诗风极有影响.因此,本文拟对贾岛诗风的成因及其在唐末诗人中的影响作初步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久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元吉,被南宋人视为“一代冠冕”,诗歌多寓山河家国之感,苍郁俊劲、清腴朗润,成就与“中兴四大家”相伯仲。其诗学渊源得叶梦得指授,复影响陆游等中兴诗人,诗风蕲向“腴润”,对南宋诗坛“唐音”之复归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     

光宣诗论的复古与创新

晚清光宣诗坛,流派纷呈,理论丰富,光宣诗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其诗学观异曲同工。湖湘诗人王闿运对封建制度抱有执念,其诗学观专事复古。中晚唐派诗人、同光体诗人、吴下西昆派诗人大都能中西调试,诗学主张亦取诸家之长。诗界革命派诗人勇于破旧立新,其诗学充满"战斗"精神。解读光宣诗人"内圣""外王"诗学观,对我们认识古典诗歌在晚清时期如何突破传统、接受西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略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罗门现代诗创作

罗门是台湾现代诗坛及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的重要诗人。罗门的现代诗创作经历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诗风模仿期、中期的现代主义诗风形成与固化期、晚期的试图超越现代主义诗风的"综合性创造期"三个阶段。罗门的诗在台湾及大陆诗坛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真正确立罗门在台湾现代诗坛乃至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独特的文学史地位的,还归功于他在现代都市诗与战争诗创作领域的突出建树。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