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里的城市书写

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一直被评论界所忽略.本文以鲁迅的经典性文本《阿Q正传》为个案,通过解读阿Q进城的描写,分析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策略：一是以城里人的眼光去审视乡下人的愚昧,一是书写乡下人对城市的仰视、惧怕和拒斥心理.由此作者实现“揭出病症,以引起疗救注意”的创作动机.书写乡下人城市感觉的方式对后来的乡土小说包括一些城市小说都有启发.     

食物神圣化与莫言创作的乡土崇拜意识

莫言的创作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寓言。莫言所描述的是一个充满饥饿、疾苦而又无助的"农民世界",这个"农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缩影。莫言研究应该回到莫言那里去,回到莫言创作的乡土性和农民性,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莫言的乡土化、中国化的研究思路。莫言研究的乡土化、中国化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农民世界",切实关注农民的饥饿与疾苦,切实关注农民的无助与挣扎。莫言的创作是围绕着食物与土地的循环展开的,食物神圣化与乡土崇拜意识构成了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红高粱"由食物圣化向植物图腾的转换,标志着莫言走出了自己童年时期的饥饿记忆,由现实的食物神圣走向精神的乡土崇拜。面对土地流失、食物异化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莫言的创作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危机与困境。     

在城市疆域中拓展的乡土小说——对丁帆先生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

丁帆是当代乡土小说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领军人物。围绕乡土小说的学理与创作问题,他先后发表了上百篇高质量的文章,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这一批评领域重要的风向标之一。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汹涌澎湃的"打工潮"影响下,乡土小说创作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乡土"的主体由"乡村"迁徙到了"都市"。面对题材、主题的大规模转移,他又敏锐地从史学高度提出了"乡土描写的转型"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从宏观上看,为"五四"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勾勒出一道分界线: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乡土小说主要体现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合一,之后的乡土小说则着重表达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从微观上看,扩大了乡土小说的版图与表现疆域,在传统乡土小说人物画廊之外增添了一批游动在都市中的"新农民"形象。     

新世纪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

中原作家有关注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中原作家对老龄化的探讨往往隐含着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省思,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下,这种真实而沉重的思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应低估。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     

论现代都市文学的期诣指数与识名现象——兼论上海作为都市空域的文学意义

上海自近代以来确乎每每成为文学书写的热点都市,这其中包含着许多社会心理学的因素,也有作家的创作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上海所体现的现代市井景象是那么全面、生动,构成了都市文学的硬件。现代作家首先是将都市作为现实的表现空域,描写的是一种"此在"的经验,其次是将都市当做"彼往"的空域,去对现实的乡土或者人生作对比,引发出怀念与批判。重要的是,上海书写在空域背景的处理上还属于期诣空域:是写作者通过人物所期颐并随时准备归诣的所在。此外,相当多的都市地名景名的如实叙写,除了强化真实性意味以外,都能够起着增加阅读的亲切感,进而加强读者与作家的沟通的积极作用。这便是上海书写的现代识名现象。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论阎连科新世纪小说的通俗化倾向

阎连科在初登文坛的八、九十年代,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以呈现故乡"耙耧山脉"底层农民生活为精神指归的严肃文学作品。但新世纪以来,受文化消费主义的渗透、身体叙事的泛滥、狂欢化语言套路等文坛日渐浓重的负面因素的影响,阎连科的小说创作逐渐脱离了原先"纯文学"的道路,而向通俗化方向靠拢。具体而言,作品与现实的"零距离"接触,女性身体的空洞展示,拼贴式语言的堆砌,是阎连科新世纪小说通俗化倾向的主要表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现实题材儿童电影文化透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儿童电影创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文本,但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并未做系统的梳理。通过从电影发展史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现实题材儿童电影进行界定与梳理可知：乡土与都市成为了叙事的核心意向,呈现出乡村书写、都市书写以及乡土与都市书写相融合的三种形态。从社会文化视野透视,这种儿童叙事表达与台湾地区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紧密相关;同时,其艺术创作又有着显见的成人省思特质,传达着创作者浓郁的人文关怀。从审美文化视野透视,这与台湾地区新电影以来的艺术审美风格紧密相关,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继承与延续。     

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论析

乡土小说是 2 0世纪 2 0年代中国文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写实派作家在坚持“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前提下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 ,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 ,从整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追求。恋乡心结是 2 0年代乡土小说产生的重要根据 ,乡土作家们以一种深意的笔触去营造乡村世界 ,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 ,使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 ,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在创作中去精神还乡 ,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可以说乡土成为 2 0年代乡土作家创作的不可抵御的永恒诱惑 ,从而促成了2 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繁荣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莫言的乡土小说,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华民族的种性、族性和文化性,以小说的方式抒写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历史沧桑,并建构了"现代的我"和"原始的他"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从而给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厚的体悟和认知,亦表现了其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视阈.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想象——兼论上海文学中乡土性叙述的几种现象

新感觉派的乡土叙述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以刘呐鸥、穆时英为典型代表,将乡土完全等同于上海城市,以强调上海城市的西方性,有虚拟特征;二是以施蛰存为代表,将上海与中国乡土隔离开来,隐含着上海"非中国化"、"非乡土性"的身份指认.两者的价值立场有所不同,但都服从于对上海"去乡土"、"去东方"的西方式想象.     

寻找与突破：论阎连科《受活》的“絮言体”

<受活>摆脱了阎连科对文体选择、寻找的巨大焦虑,创造性地运用了"絮言体"并把它发展到极致."絮言体"形成了支撑文本的主干结构,对作品内容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很大部分能够独立构成情节,维系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絮言体"的运用,标志性地意味着阎连科的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流程中带有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也是当代小说创作横空出世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焦虑的表意——论文学史中的"晚生代"

"晚生代"的出现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重大事件。它作为一个新生的小说创作群体,以创作主体独立的生存姿态、新异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手法而备受关注。围绕"晚生代"命名之争所引发的对当代文学群体美学变迁的考察,由"晚生代"的存在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所产生的撞击,和晚生代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可能生成的美学意义,都将丰富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内容。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