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

西周时期,齐国遵循周制,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即将"国人"区分为三部,而将其所统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划为五个区。齐桓、管仲改革,重整国、鄙二元体制:在国中实行兵农合一制;在鄙中实行军、民分治之制。无论国、鄙,其乡里控制体系,皆由伍或轨(五家)、里或邑(三十家、五十家或百家)、乡(二百五十家或五百家)三级组成。金文所见春秋晚期齐国的乡里控制制度,当是邑(乡)—里二级制。陶文所见战国时期齐国的城乡控制体系,在临淄城中实行"闾—里"制,在乡村地区则实行"卒—乡—里"制,其控制结构与春秋时期大致相同,只是在"乡"(邑)之上增加了"卒"(又分置左右敀)。委派"立事"分治临淄城内外各区("闾"),以及在"乡"之上设立"卒",说明齐君强化了对城乡社会的直接控制,而贵族在城乡社会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则受到削弱。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殷商村邑形态初探

商代之聚落可以清楚地分为城邑与村邑。城邑包括王都、方国都邑等;村邑则是较为典型的乡村聚落,包括宗邑与村邑两大类型。前者是宗族长所在的较大型村邑,后者是普通宗族成员所居的小型村邑,其居民均系聚族而居。从考古调查资料看,一处宗邑往往伴存着若干小型村邑,宗邑与村邑的关系应当是宗族长所在之宗族与其他分支家族之关系。村邑家族只是生产单位,宗邑及其所统领的村邑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军事与祭祀单位。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

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秦文化的社会基本组织,西周时期表现为以秦文化为主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春秋中晚期以后,出现了秦文化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的现象;到战国晚期,不同来源的人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中并埋入同一墓地,遂已成为一种由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秦文化中处于统治集团的人群,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的束缚,出现了凭借个人的行为或能力而进入的特殊人群,开启了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统治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统治转变的进程。到战国晚期以至于秦统一后,进入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通过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个人能力而获得这样的权力,从而使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而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从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季姬方尊与西周贵族畜牧制度考论

季姬方尊中的"田",其性质当为"牧田"或"牛田".其中所见之邑落并非普通的农耕小邑,而是一处以畜牧为主业的聚落.铭文证实了商周贵族"以奴放牧"的历史.此尊所见的聚落有其特殊的一面,它是由当时高级贵族控制下的畜牧成员所组成,若据以讨论一般的西周聚落或者宗族经济是不甚恰当的.     

殷墟甲骨文中的邑和族

甲骨文中的邑和族两个字,在字形上是无任何瓜葛的,但在研究商代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上,却是两个密切相关的字。有不少研究者已指出,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邑则是族的聚居地,所谓“聚族而居“,“合族而葬”。同一血缘家族“生相近,死相迫”。故有的研究者将邑与族结合起来,称为“族落”,意谓“聚族而居的村落”,就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了。     

消费社会与传统人文精神（专题讨论）——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

鲍德里亚认为,物品成为某种文化符号从而使消费预期使用价值相分离乃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实在古代(例如中国西周时期的贵族社会)物品也同样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只不过那是政治权力的产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上去"在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消费社会较之任何一种物品都确证着使用者政治身份的古代社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在处处离不开金钱的消费社会,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呢?中国古代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

鲍德里亚认为,物品成为某种文化符号从而使消费预期使用价值相分离乃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实在古代(例如中国西周时期的贵族社会)物品也同样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只不过那是政治权力的产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上去"在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消费社会较之任何一种物品都确证着使用者政治身份的古代社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在处处离不开金钱的消费社会,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呢?中国古代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

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反映，里既是户籍登记单位，也是实际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不少丘、渚、州等自然地理单元逐渐形成聚落。其中，丘已经普遍化，成为组织农业生产与征收田租的基本单位。新形成的聚落仍然实行“比地为伍”的社会控制策略，如丘内设有小伍长。在社会治安方面，州内设有例游徼，交通要道置例亭长，以防止奸慝发生。东汉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大致延续了秦及西汉时期的策略，乡里社会的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但环境与社会互动导致的聚落形态多样化，使基层社会人地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有所增加。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诗经》与《祭天古歌》的内涵及语言的同质研究

将汉文化瑰宝———《诗经》与反映纳西族祭天文化的纳西古文学集成《祭天古歌》作比较分析 ,可以找出若干“契合点” :都展现出了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面貌 ;都反映了古代农业经济的组成 ;都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思想 ;都揭示了相同或相似的古代自然科学规律。在语言技巧和语言风格方面也有着相似之点 ,说明了古汉民族与古纳西族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内涵的亲缘性与同质性。而二者的异质文化 ,则是由于民族文化观念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所致。     

“邑”字缘起新说

金文邑字上部一律作圜形,卜辞邑字上部或作圜形,或作□形,□形显然为圜形省刻,本像天体圜圆,是上天之表示,下部为跽状之人,整字取意于面稽天若、奉答天命、告命于上天.上古时期凡事决于神,故必告请之,所谓"自邑告命"、"廷告于天",人群聚落即围绕告(请)命之神坛祭所而建.邑为人所聚会盖缘于此.这样来说邑字,比一般认为其上部为封域、城邑,下部示其中有人,不仅形意上讲较在理,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更能一致.     

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原始社会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家族制度,在阶级社会中发展为维护剥削阶级世袭特权的家族宗法制。殷代奴隶制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为种族奴隶制国家,周代“封诸侯,建同姓”把家族宗法组织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形态。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并没有改变,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家族宗法制度又继续适应着封建制。战国秦汉以来的乡、里、聚、邑、连、闾组织或伍、什编制,以及里正、父老、廷椽、啬夫等基层属吏,仍然代表着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家族宗法制组织的统治。历代封建皇朝不断更迭,家族宗法制却基本上以不变应万变(形式上和部分的质有所衍变,但其社会细胞的内核基本不变)。家族宗法制始终是中国古代、中世直到民主革命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特点、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家族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家族宗法制的稳定性、顽固性和不变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2009“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日趋完善和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广泛应用,以考察古代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目的的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博物馆共同发起的"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和日照两地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和我国大陆及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古代聚落形态研究、古代环境变迁和古代生业经济三个议题展开.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论语·宪问》篇"骈邑三百"解

对<论语·宪问>篇中"骈邑三百"的通常解释是:"骈邑这个地方的三百户".这一说法沿袭何晏<集解>、邢昺<正义>等旧注而来.学术史上曾有学者提出骈邑未有其定地的观点,但未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骈邑三百"一语中,"骈"形容其连绵之貌,"三百"是先秦时期极言其多的"成语",这里用以指"邑"数量之多."骈邑三百"的正确解释是"骈连在一起的多个邑聚".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东魏、北齐邺京城乡建制

邺京布局式样位于汉唐转折的关键点,聚落形态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坊、村,在人口管理上,为县乡里制,治安管理上,为县尉坊(村)制.     

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

以往学界用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如"五种生产方式"说等,基本都来自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唯独缺少产生于中国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而在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尤为贫乏。事实上,全部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中国国家的核心权力是土地国家所有权;周至清间社会形态可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     

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把乡、里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并通过行政管理、连坐制度、宗教控制、人口控制加强了对乡里的统治。农村社区也发生了从井田到相伍、从封闭到开放、从同养公田到履亩而税、从国野分处到国野合一、从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的变异,乡里组织的社会职能逐渐强化,成为国家控制的重要手段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