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四书学”

张载是北宋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张载之学是易学。不可否认，张载受了《易》的相当影响，但作者认为，他主要是依据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因此，张载之学是“四书学”，而不是易学。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浅析“机械制图”绪论课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绪论课不仅介绍本课程基本情况以及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情感上认知该课程。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四书”在俄罗斯的译介历程

四书是儒学的重要典籍,长期以来被一些俄国汉学家研究和译介。经过沙俄时期的起始阶段、苏联时期的式微和回升及当今俄罗斯的译介高峰,四书俄译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期间出现了多个译本。由于受历史文化语境、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译者自身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对原作解读角度的不同,四书的俄译本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阿英在“孤岛”时期的四篇佚文

新近发现阿英在"孤岛"时期的四篇佚文,其中两篇为影剧评论,两篇为公开信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儒家“四书”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探析

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四书"尊贤使能思想有贤才的标准和选贤、用贤、养贤的措施等内容。《论语》不拘一格举贤才的思想扩大了贤才的来源;《大学》惩罚蔽贤者,罢退疏远不合格执政者的措施为尊贤使能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庸》愚者、不肖者可向智者、贤者发展转化的思想与可行性措施为造就更多的贤才指明了方向,促进了举贤才下移;《孟子》礼贤、养贤说为尊贤使能提供了精神鼓励和物质保障,促进了贤才社会作用的可持续发展。"四书"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的特点是尊贤与亲亲并提。     

“四书”经典结构形成过程的思想史考察

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组成的"四书"是继"五经"之后的又一中国儒学经典结构,对中国及东亚诸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四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学术事件,而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外界的挑战而自身调整的结果,这与理学的形成、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     

隋朝·勤劳智慧篇

在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中,勤劳智慧、富于作为可以说是普及最广、传播最久、最深入人心的美德之一。所谓勤劳,指的是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品质。作为一种传统精神,它要求人们热爱劳动,不怕苦累,勇于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世界和创造生活。古人所说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勤劳的要求。而智慧,讲的是人的聪明才智。明智好学,智勇双全,苦于思索,善有作为。所谓"智老不惑",正是古人推崇的辨别是非、选择行为、处己立身的一种规范。勤劳与智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勤劳智慧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民风,已经渗透在中华民族的骨髓中,影响久远,代代相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依靠这种精神,开发建设着祖国大好河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隋朝修筑的赵州桥和开挖的大运河,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用聪明智慧和勤劳无比的双手,创造出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勤劳智慧的论述颇多,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更有许多此类格言和谚语,这对我们今天发扬民族精神和加强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意义,需大力提倡并加以发扬。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第四篇 巨变——30年“改革”生活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穿梭时空，让我们一瞬间回到30年前的生活，我们如何开始？而那时的人到今天，可能是觉得格格不入，张大嘴巴惊讶于现在的一切。仅仅30年而已，中国社会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变化？因为这30年，不是普通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对比前后30年，物质生活环境变了，人们的观念更变了。     

“四”在《福乐智慧》中的统摄作用

“四”这个数字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巨著《福乐智慧》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本文从《福乐智慧》中提取出了许多例证,给予了简要的归纳,并指出维吾尔文化中的这种现象有其哲学上和历史上深刻的缘由。     

“越铎日报”署名“独立”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

我们在大连图书馆所藏部分《越铎日报》中,发现四篇“古文”,分别署名“独应”或“独”,它们是:在社论栏发表的《望越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和《望华国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禹域秋阳”专栏发表的《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和在“黄钟”专栏发表的《民国之征何在》(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都是鲁迅佚文。现将全文试加标点抄录如下,并谨从几个方面做一考证。     

“放下”的智慧

在一次关于生活艺术的演讲中,教授拿起一个装着水的杯子,问在座的听众:"猜猜看,这个杯子有多重?""50克"、"100克"、"125克"……大家纷纷回答。"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可以肯定人拿着它一点都不会觉得累。"教授说,"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我这样拿着几分钟,结果会怎样?"     

“三”的智慧

我时常听到有人沾沾自喜地说自己“三生有幸”时,就纳闷:这人只有今生,哪来“三生”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慢慢地感觉到“三”的学问的确不小。譬如,“三思而后行”,“举一反三”,“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等短语,其中的“三”字,既概括了社会生活现象、人生经验,或丰富的人生哲理,也蕴藏着许多智慧,的确耐人寻味,引人思考。三国时,刘备为成就大业,“三顾茅庐”,恳切地三请诸葛卧龙出山,演绎出“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佳话,奠定了天下三国鼎立的格局。这“三”里面的韵味,告诉我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要想获得别人的帮助和支…     

“拐弯抹角”的智慧

写文章常用“曲笔”,那么,人们说话可不可以采用“曲说”呢?有时候,为了达到特定的说话目的,人们是可以“拐弯抹角”地说话的。切合特定场景的需要、能传达直说所不能传达的意味、能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的“曲说”,体现的是一种言语智慧。     

“早”的智慧

“早”，如此简单的一个字，怕是四五岁的孩童都会写了吧。然而此字虽简单．背后却有无限的智慧。     

谈谈“智慧”

本文试图回到"爱智慧"的源头,正本清源,揭示"智慧"的基本内涵,进而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哲学"(爱智慧)之本义。论文通过分析智慧的两个要素:共相与原因,证明哲学是广义的科学,即遵循理性和论证规则的知识;但绝不能与狭义的、实证的科学混为一谈。哲学以存在本身为对象,探究其终极原因,从而形成自身的特点:人没有智慧,只能爱智慧;唯独哲学是自由的;唯独哲学是真正追求真理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