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防卫与其他不当防卫的竞合形态分析——以假想防卫过当为中心

假想防卫不当是指客观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存在而实施所谓的防卫行为,但该防卫行为相对于误想的不法侵害而言也是不当防卫的情形。其实质上是假想防卫与其他不当防卫的竞合形态,具体包括假想防卫第三人、假想防卫不适时和假想防卫过当三种情形。其主观罪过要结合行为人对前提事实和不当事实的心理内容进行规范上的整体考察,具体评价主客观背离的规范非难程度。量刑时应在惩罚犯罪和促使行为人规范意识觉醒之间作衡平的抉择,依据其善良之意予以从宽处理。     

论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关于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关于事实的判断 ,不同于事实判断 :价值判断是判断 ,而不是指令 ,价值判断不是价值指令。价值判断最典型的语言形式是“X是有价值的”。价值判断的主要功能是判断 ,不只是表达情感 ,也主要不是命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事实判断带有价值倾向 ,价值判断也包含事实的内容。     

论《祖堂集》中以“不、否、无、摩”收尾的问句

《祖堂集》序作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是现存最早的禅宗语录,其中保存了大量早期的白话材料,这些材料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对该书中出现的以"不、否、无、摩"收尾的问句作了全面考察,挖掘了一部分前人未加注意或注意不够的语言事实,从交际功能着眼,将这四种句子作了新的分类,并确定了《祖堂集》问句末的"不、否、无"没有否定意义.为便于叙述,这里暂且用"不"字句、"否"字句、"无"字句和"摩"字句作为这些句子的代用名称,其中"不"和"否"     

《庄子》里的“遊”和“藏”

《庄子》里的“遊”和“藏”冯宽平传统哲学把表达思想或叙述事实视为语言的职能。５０年代后期这种看法开始受到洁难。由奥斯汀首先提出，到６０至８０年代又经塞尔等人发展完善成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各种言语行为，表达思想或叙述事实囊括其中。...     

语言事实和语言实践——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一致性

维特根斯坦是西方哲学史上系统地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关注的核心是语言事实,早期论证都是围绕语言事实这个中心概念来进行的;后期的基本哲学精神是语言实践,分析语言事实为后期的语言哲学实践做了逻辑铺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语言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尽管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存在诸多差异,但对语言和人类生活形式的重视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     

德语叙事理论中的叙述人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人,有一个叙述人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发挥作用,这是叙事作品的文类特征.传统上叙述人往往被等同于作者,建构论意义观确立之后,文学语言本身的建构或读者对文学对象的建构受到重视,文本同作者的关系便分离开来.文本内的叙述人不等于文本外的历史作者,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德语叙事批评界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小说精神"、"叙述功能"等概念.本文旨在对德语叙事批评中的叙述人概念进行辨析.     

论价值语言

价值词不是恒常的;价值词有特定的含义.价值判断是关于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是判断,而不是指令,价值判断不是价值指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都遵循逻辑规则,所以"混合式"三段论的价值推理是可能的,结论是价值判断,前提中必须有一个价值判断.价值语言与事实语言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事实语言带有价值倾向,价值语言也包含事实的内容.     

“事实-价值”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兼及对元伦理学的批评

元伦理学家试图对休谟的"事实-价值"问题做出解答,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一方面他们忽视了对"人"的研究,不了解这些判断的来源在于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明白"事实-价值"的沟通是在实践中进行的,因此陷入了语言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马克思主义紧紧抓住"人"这个主体,在实践中阐明两类价值判断的来源,还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有效沟通作出论述,为"事实-价值"问题提供了解答。     

关于文献与社会

人类创造文字是为了交流,创制文献是为了使人的意识能"垂之久远"地传播出去.这种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社会的需要,同样是客观的社会事实,传播的背后所潜藏的就是社会的人的意识交流.这首先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其次是读者与读物所叙述社会事实的交流.因此,它所解释或描述社会现象时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的特性.文化的核心目标和功能在于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文献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同理的.     

“像”的语法化和主观化

现代汉语的"像"有表示相似、引出标准、表示列举和标记话题等功能,上述功能之间存在演化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像"的主观性逐渐增强,这可以从命题功能、听话人情态以及路径隐喻的角度得到证明.上述演化过程得到了跨语言事实的支持.     

基于语料库分析的“and”隐喻

一、“and”隐喻是一种虚词隐喻作为一个认知过程,隐喻不单纯是从一个域转向另一个域的单一的语义范畴的拓展,而是在其范畴之间的连接和关系中,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一类事物或经验”[1]。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虽     

把握精髓 全面理解 指导实践：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札记

本文就如何正确把握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阐述了在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关系 ,正确理解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改革与发展、敢于与善于、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 ,从而有效地指导工作与实践。     

中国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审丑”意识分析

21世纪初,西方世界兴起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在创造收视率新高的同时,成功地移植到了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真人秀电视节目中蕴含的“审丑”意识,不仅成为一种全新的美学现象,也是一种传媒时代具有电视革命意义的文化现象。中国真人秀节目所唤起的中国电视受众的“审丑”意识,既暴露了大众文化氛围中电视工作者与受众思想的肤浅、趣味的低俗,又拓宽了文化大众的审美视域,丰富了电视传媒的产业化传播手段。我们需要正确看待真人秀电视节目审丑现象,重视审丑的社会功用。     

"实事求是"的制度分析

过去学术界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党史学的层面讨论“实事求是”,实际上制度对“实事求是”有巨大的影响,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实事求是”的最大障碍,而民主则是“实事求是”的制度保障。     

"三贴近"与传播学原理

党中央对我国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归根到底是贴近事实,贴近真正的信息源.无论从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视角,还是现实传播的全过程来审视信息传播,信息传播的起点都应该是在实际生活,而不是在传播机构;信息的采集就是采集者对信息的认识与理解的过程,而传播正是采集者把自己理解了的信息向公众公开的过程.因而"三贴近"原则的正确性并不因为它出自于领导之口,而是具体地体现了新闻信息的传播规律.真正实践"三贴近",在实际操作中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做到宣传党的意志与人民心声的统一.     

论“精神青春期教育”

"精神青春期"和"精神更年期"概念,是两个标志着人的精神生命发展的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概念,特别是"精神青春期"概念,它与人的创造力直接相关;"精神青春期"的阙如,意味着人的理性精神文明的创造力的匮乏。面对当下中国年轻人普遍缺乏创造性这一现实,彻底反思和改革我们的中小学(包括幼儿)教育和大学教育,把"精神青春期教育"纳入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十分必要,刻不容缓。     

论"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性--学习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在新时期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新和发展.三者之间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古诗拆词格论析

拆词,是"把多音节的词语临时拆开来用,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方法,又称"析词".庾信诗中已有成功的用例,杜甫、黄庭坚运用得更为纯熟,胡震亨对其予以总结.对这一轨迹进行整理、揭示,以期对认识古诗的优秀创作经验、理解古诗独特的表现力提供一个有效的观照角度.     

二百年来《红楼梦》“一从二令三人木”众解平论

《红楼梦》王熙凤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到底为何意 ,是红学二百多年来的一大未解之谜。通观二百多年来出现的 2 8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可知大多虽用功甚勤 ,却流于附会 ,繁琐考证 ,索隐猜谜 ,意欲字字坐实 ,反而愈失其真。根据《红楼梦》文本和脂批 ,可以断定 :正是已有诸说中那些看似简单浅白之“解” ,恰可符合作者原意———句中“一”“二”“三”只是序数词 ,“从”、“令”、“人木”预示凤姐人生命运的三大阶段 ,即三大转折 ;其中“人木”用的是“拆字法” ,合起来为“休” ,此与“判词”首句“凡鸟”合为“凤”一样 ,既符合谶语特点 ,得朦胧之美 ,又让人一猜即可意会。《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不是谶纬猜谜之书。而既是“判词” ,则只会言之大概 ,不会指一言一事     

毛泽东冲破“两个凡是”的个性因素探析

"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循,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凡是"提法.在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这与他博学善思、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个性因素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