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层级及其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集体认同意识,存在横向要素维度和纵向结构层次的双向铸牢维度。现研究多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横向维度,缺少对意识纵向结构层次及其关系层面的考察。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从纵向结构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划分为基于自识性的族群意识、基于社会比较的他族意识及基于共同性的中华民族意识。不同层级的意识在生发、演变过程中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层级意识的基础上,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与己”“他与我”关系梳理中,阐释中华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是共性和个性、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他族意识与族群意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并提出三种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一体共生”,以进一步厘清三种意识的关系,整合和重构各民族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二战以后 ,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逐渐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当地 ;其族群认同也从认同于中华民族转为认同于华人族群。各国华人的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 ,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不同 ,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 ,或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他们作为东南亚人 ,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文化生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族群格局的建构是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地位不只是官方倡导、推动汉文化的结果,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发挥影响的还有汉文化在族群观念上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中华帝国在文化生产形式、文化制度上的某些特征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异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论裕固族个体身份的基本构成

每一个族群都有一套区别于其他族群的个体身份认定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族群内的个体从降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并在随后的社会实践中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身份。这种个体身份认定制度是同一族群关于自身和世界认知结果的表述,同时也是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通过分析裕固族个体身份的基本构成,我们获得的不仅是这一民族对自我和世界认知的结果,而且从根本上回答了关于这一族群“他们是谁”、“他们从何而来”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地缘文化学一种分类框架初探——再论有关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

各地文化产业的突现,要求把地缘文化学作为战略认识基础之一。唯物史观明确承认地缘因素在地域社会及文化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陕西歧周与古希腊爱琴海岸地缘条件十分不同,堪为一例。中国地缘文化学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也根源于中国特有的地学条件,它是中国任何地域文化研究都不能不注目的模式;在价值观念上,各地域文化各有优长短缺,无绝对劣理之分。     

人类学的族群研究：概念与实质探讨

族群的实质是人们对他人认识、分类的结果。人类学的族群研究主要有三个范式,即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导致种族或族群关系产生的原因往往在族群之外,正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人们以族群为边界展开各种竞争;在一个存在社会差异的多族群社会中,即便资源、权力和机会并未有意依照族群界限进行分配,任何不公事件如果发生在两个民族成员之间都可能引起有关族群的联想,引发族群矛盾和冲突。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早期香港的华人社会并存着四个华人族群的三种相互激烈竞争的族群语言,即粤方言、客家话和福佬话.由族群语言活力理论来观察,在社会地位、人口、制度支持与控制等三组因素的各个项目的具体分值评定上,本地族群及其语言都得到了最高的分值,这解释了为什么粤方言能够战胜其他族群语言而最终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     

元明时期内迁畏兀儿人研究

元明时期的畏兀儿人，缘于地域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内迁之后于族群上呈现多元流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取向、生活方式上凸显为多元模式，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情感与族群边界——以新疆三对维汉夫妇的族际通婚为例

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沟通与交融,是使族群边界得以消溶并走向民族和谐、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婚姻不仅是男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不同的文化和心理在不同的性别、家族、社会乃至族群间的一种交流与融合,因此,不同族群间互通婚姻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族际婚姻是婚姻行为模式中一种极为复杂的两性结合,它既体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又体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实践证明,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建立和发展,完全可以消溶族群边界、跨越族群鸿沟和沟通族群心理。     

论裕固族个体身份认定的基本准则

个体身份认定制度是一个族群关于客体自我和客观世界认知结果的表述,同时也是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父亲的骨头"这一文化血缘赋予的文化身份、姓氏构建的社会血亲赋予的社会身份、历史传说赋予的族群身份,是建构裕固族个体身份的三条基本准则.     

儒家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

儒家人生哲学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价值,它既倡导昂扬的奋发进取精神,又主张内心的平和与适足,能够有效协调个体与社会及个体身心的关系,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它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价值理念能够超越时代的沟壑及族群、阶层价值观念的差异,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量、沟通情感、安顿心灵的重要精神资源。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倡导儒家人生哲学的精华,有助于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都市社会的族群认同及其表述实践

本文以广州满族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当代中国都市多元社会中的族群认同问题。自清代乾隆年间八旗兵驻守广州城起，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满人作为特殊的社会人群制定了其相应策略，从而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维持和发展着其族群认同；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造族群认同的种种表述实践不仅反映了不同族群间，尤其是与汉族的互动关系，而且折射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不同族群社会地位的升降。     

族群认同与互动——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族群意识与体系

民族认同,作为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首先提出自己有关民族认同的定义,并根据民族和族群的不同层次对认同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即分为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其次,通过对实证调查资料的分析,证实了恩施地区族群认同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针对恩施土家族、苗族的需求,提出族群具体政策上的对策和建议,以达到增强民族认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目的.     

土族青年族群认同问题研究

族群认同通常包括族群认知、族群情感和族群行为等三个维度。土族青年在族群认同的维度上存在着不同差异,对他们的族群认同差异受哪些因素影响？族群认同与文化习性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相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深入了解土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融合中的良好心理适应能力。该调查研究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西南地区传统银饰工艺与族群的关系

西南地区大多数地方的银匠是一个流动的人群,他们在一定地域内的一些族群间流动。银饰工艺的基本技术是一种超越族群的体系,不同族群的银匠都在采用相同或相近的基本技术加工银饰,但银(铜)饰的种类、造型、图案在不同族群间呈现的却主要是差异。银饰工艺在不同层面上既联系又区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了西南地区多族群之间既联系又区分的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     

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     

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族群”概念及其社会意义

对公民权利异质性的发现,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移民、少数民族的族群成员与主流文化成员的政治诉求存在差异。"族群"概念补充到政治哲学的思考中,将有利于思考不以平均主义为前提的社会正义。考察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关于族群概念的观点,分析族群概念在考虑正义问题时的建设价值和其在论证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并讨论族群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