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之道与伦理之道——从王船山看儒家的个体观

先秦孔、孟儒学的个体观是立己与立人的统一。明末清初儒学对宋明理学“存天理,遏人欲”的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纠偏。王船山提出“理欲合性”,主张“人欲之正即是天理”。展示了将个体发展与群体和谐相统一的人格理想。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教育价值

湛若水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明代大儒陈献章的学生，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思想。陈献章对此高度评价，并将“江门钓台”作衣钵传与湛若水执掌。湛若水在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升至礼、吏、兵三部尚书，创建书院，教书育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完善和丰富“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和实践理念。“随处体认天理”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指“静养”，更重要的是指在实践发展中“感悟”“认识”，“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而。”“天理”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自然之理、自然法则；二是指德性之理、道德法则，包括尧、舜、孔、孟以来的“仁、义、礼、智”等方面内容。体认天理的关键是勤于学习、涵养心性、努力实践。湛若水所述的“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对当代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深入发掘和传承“随处体认天理”思想，有利于激励青年立志，勤奋学习，树立科学精神；有利于培养青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引导青年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有利于青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     

学校道德教育原则的嬗递与义利关系的发展

道德至上或伦理本位是中国主导性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基本特点,在提升个人修养、巩固社会稳定方面曾产生过巨大的作用,但其发展的极端“存天理,灭人欲”贬抑人性,影响广巨,这也正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原则不相一致,从而“低效高耗”的历史原因。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历史化的道德和道德化的历史——陈亮、朱熹历史哲学比较

南宋陈亮和朱熹以书信往来互相辩难的著名学术争论,并非仅是“义利王霸之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究其实质,乃是历史本位说与道德本位说的冲突矛盾。本文拟从历史之道与天理之道、历史主体与伦理主体、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等方面对这一论争加以分析与评价。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秋声赋》的道德含量与艺术含量

:《秋声赋》是一篇道德质量和艺术含量都很高的小说 ,它以有限的篇幅写了一个农民的一生 ,写出了“天理”与“人欲”的剧烈冲突 ,主人公的卫道精神 ,无疑具有唤起商品经济中的道德意识的社会意义。这篇小说是潘军创作生涯中的一次转型 ,由“难懂”走向了“好看” ,是在总结了先锋派创作方法的基础上的提高 ,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平实与简炼 ,语言机智、流动 ,叙述方法也有突破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道的理化与天理观的出现——以程明道为核心

“天理”是理学的核心语词,为程明道所发现。在理学语境下,成德的关键就是领会天理,所以对天理之内涵的清晰即成为必要。通过“道的理化”,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有力说明。在程颢的天理观当中,作为“所以”的天理从气化当中升起,但这种升起依然与气化保持了高度关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生之谓性”的论述。以生论性,无疑是指性合理与气而凝聚于生,并由生而见理之为生理,气之为生气。     

道德与宗教

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的根据何在?此乃人生不可回避的一个严重问题。各民族的进化史上大都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道德置于宗教的基础之上,以对神的敬畏作为道德的根据。西方传统主要在“上帝”那里找道德的根据,中国传统主要在“天”(“天理”)那里找道德的根据。本文意在探讨一种“没有宗教的道德”的根据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道德决非可有可无之事,但道德可以不需要主宰人间祸福的“上帝”或“天”作依据。作者结合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主张以“万物一体”作为道德的根据。人之所以必须讲道德,在于人本与人(包括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的道德精神源于“万物一体”。缺乏对“万物一体”的领悟从而缺乏“民胞”的道德精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作者强调要以对“万物一体”的崇敬之情代替“上帝”和“天”,以重振道德的权威性,让我们的民族把讲道德、尊重道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     

再论“天理”“人欲”

再论“天理”“人欲”□杨达荣“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和归宿。笔者去年写过《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一文①，主要从历史背景分析理欲之辨的伦理意义。本文打算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意义上，讨论天理人欲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一、“天理”“人...     

孙奇逢“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思想论评

孙奇逢的道学思想直承宋明理学 ,但亦很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宋明理学中的意志性极强的“天理”观念 ,改造而成为“天然自有之理” ,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成了客观存在的规律 ,这样 ,其思想亦带上了唯物主义的特征。“天理” ,人可以体贴其存在 ,可以遵循其发展。这样 ,孙氏亦将人们对“天理”的视线由天上拉回地上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食息间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动静上 ,让人们“须要在应事接物上体贴天理” ,如此 ,人就能相对自由地积极地立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处 ,体认天理” ,自觉“尽人以合天” ,自然处世以顺 ,安国以平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

通过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明明德”的工夫打开了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在共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最终在“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在历时性层面上,从“明明德”到“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结构,其中,“新德及民”的内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并使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支配结构存在着断裂,这一断裂揭示出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如果朱子的道德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么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将是一个真正可能的现实方案。     

儒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发展及其负面影响

<正>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学说囿于“正德厚生”的原则,始终把社会的道德教化和人生的德行操守视为政治的最高目标,由此决定了儒家对经济生活的基本态度。所谓“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儒家说教,即反映了一种对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取向。先秦时期,     

人极之“孤”立:宋明人文精神之强化与异化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发展到宋明时期,理学家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以及“天理人欲之辨”的探讨中,通过自觉而系统的道德本体论的建构与对“立人极”的不遗余力的强调,把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因素与反人文因素的矛盾推向极端,人文精神在一种超乎寻常的强化中日益走向异化。     

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唐君毅新儒家思想

唐君毅认为“人文”一词是中国固有 ,非泊来品。孔子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孔子人文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孟子重仁 ,而荀子则重礼制。魏晋儒学“轻名教而重自然” ,宋明以存天理去人欲而达到其超人文境界。所谓儒教 ,乃道德宗教或人文宗教 ,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