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词客北朝臣——论金代初期仕金宋人的贰臣心态与人格特征

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论姚合诗歌创作及其诗集源流

晚唐诗人姚合,在当时诗坛颇具声名,与贾岛并称"姚贾".他的"武功体"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创作题材.他以"苦吟"求意味的创作特征,对晚唐律诗以及宋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姚合生平、仕历、创作成就及其诗集版本传承的系统梳理归纳,学界迄今尚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     

李贺马诗廿三首的整体思想意涵

作为整体为一的马诗23首,其结构体制显得宏大,内涵更加丰富。将咏马诗视为一组,可以透视出李贺这位“入世者的心灵轨迹”,即借马的困境窘态,表现经历的不平遭遇;借企盼伯乐识马,一展雄风,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求仕施展才华立志报国的志向;借“肉马”受宠,鞭挞时世,道出“千里马”生不逢时的慨叹;借“千里马”的典故,讽喻君王不识人才的现实,进而抨击时弊。     

孔子仕思想论

仕者是孔子＂为政以德＂和＂仁者爱人＂等政治理想实现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出仕、仕途、仕止和仕论等环节,孔子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独到的见解与知天命之年的短暂成功实践,形成了较为科学的＂仕＂思想,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文化遗产。     

安史之乱与杜甫理想的实现

杜甫长安十年求仕未得到理想官职,但安史之乱却使杜甫得授左拾遗之职,使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有了现实的基础。杜甫对就任左拾遗有着极深的心理认同,主要表现为:授职之初感激涕零;拾遗任上恪遵职守;任上所作诗歌充满舂容祥和之气。杜甫得授左拾遗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新建肃宗朝纲纪未立,名器不轨;唐朝廷以示招怀;杜甫逃归凤翔之举与唐朝褒扬忠君者的契合。杜甫晚年大量创作有关长安的诗歌,当与此职给予其政治高层的体验有着重要关联。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对孔子实才思想的误读与二重性思考

基于对孔子“樊迟学稼”、“君子谋道”等诸多职业教育思想的辨析,详细论述了其社会分工、功利性批判、贫民教育等职业教育思想萌芽。通过对“求道取仕”与“民生”思想、“鄙视小人”与“重视农业”、“素质养成”与“职业实践”、“文本思想”与“学者解读”四个方面对立统一的阐释,凸显出孔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两面性”影响。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元好问的成就与其举试态度的关系

作为一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诗人、学者,元好问在青少年时代也未能免俗,同样也得走科举求仕的道路。但是,为什么许多学子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消磨在“举业”之中,除了换取一纸走向仕途的通行证外,别无成就,而元好问却在文学、史学等方面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显然同他对科考采取的态度有关。     

试论汉代经学地主的形成轨迹及其成因

在对中国地主阶级进行阶层研究时,学者们总是按地主的出身为标准把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几类型。这种分类忽视了在中国历史上以知识文化而人仕求财型的地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西汉以来,儒学被称为经学,经学成为人仕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因此,可将文化型地主称之为经学地主。这样一支地主自由汉时代形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本文拟以西汉的经学地主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其在西汉形成的曲折过程和形成的原因。 一、经学地主之概念 从广义来说,经学就是解释阐述儒家经典和传记义理的学问…     

韩柳交谊考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尽管政见、思想内涵、文学主张多有差异,但二人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二人的友谊源自于柳镇、韩会的交谊和童年的交往,而在长安求仕、困顿科场则是二人友谊的进一步深化。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典型的局限与张力——20世纪艺术典型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研究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典型理论的核心,是人作为类和个体的双重反映。从对20世纪艺术典型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回顾和研究可以看出,典型的共性和个性在历时上表现出了此消彼长和相互制约的平等,在共时上则表现出了共性先于个性的失衡,它们之间既呈现出孜孜求合的内部张力,又呈现出无法求合的先天局限,典型理论存在着矛盾和悖论。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是精神生命的存在与演化状态.从精神生态的角度讲,陶渊明的田园诗表现为对人生自然境界追求和"穷节"固守;表现为宦游仕子向平民诗人、田野农夫角色的精神转变;表现为对自然、对农民的亲近关爱;表现为胸中块垒爆发升华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追求.这种追求、转变、关爱、向往、升华互融共生,从不同的层面创构了陶渊明田园诗的精神位格和完整体系,也构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田园诗精神生态景观.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的城市生活范式及其影响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在城市之中将日常生活诗化和雅化,并相互影响而形成一种生活风尚,其精神气质与心态特征则表现为疏狂与忘世,他们对仕隐关系亦进行了新的思考。这种城市生活范式的形成与洛阳优美的山水胜景、晚唐分司官员职务的闲散性质以及洛阳文人雅集唱和传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城市生活范式对宋代洛阳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逐渐成为洛阳的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城市生活方式。     

家族利益与王世贞晚年隐而复仕关系考

纵观王世贞一生仕宦经历,仕与隐的矛盾在其晚年逐渐凸显。但是,即使晚年经历了长时间里居生活,王世贞仍然选择了出仕,颇令人费解。探究其因,当是其家族经济与政治利益使然。在灾荒不断、家族经济状况堪忧、父辈祭葬、儿辈荫袭的困扰之下,王世贞晚年隐而复仕的行为实属无奈之举。     

论齐鲁园林中蕴含的隐逸情怀

齐鲁园林历史悠久,文学艺术与人文思想积淀深厚,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的特殊性,齐鲁园林整体建筑风格特色鲜明,融合南北园林精华于一身,其建造手法与景观设计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为注重礼制约束和内在修为,意在营造出环境清幽、自然和谐的隐逸生活空间。齐鲁园林中蕴含的隐逸情怀不是消极避世,不是终南捷径,而是在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感召下,在面对现实的暂时退守,在园林的恬静生活之中不忘坚守道义,积极提升自我修为,沉淀内省、蓄势待发,实为仕隐相得益彰。"退而思政、隐而待仕"是齐鲁园林中隐逸情怀的最佳写照。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