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梁武帝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色化。在梁代,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更是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一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两种文化视域中的慧远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慧远精于论义,以弘法为己任,是东晋的佛教大师。他在精英文化视域中蕴藉儒雅,呈现出遁世得道的高僧面貌;在通俗文化视域中世俗、神异兼备,展示为入世苦修的神僧形象。两种文化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导致了慧远形象的这种差异。     

简论毗昙学对慧远论体文之影响

东晋高僧慧远,受其时毗昙学的沾溉,在其论体观念与论体文创作中多有表现。注重名相辨析,采用多种论辩方法,破立结合,条分缕析,其论体文成就突出,堪称东晋"论"坛的一方重镇。     

峨眉山佛教源流考

早期的峨眉山是作为道教名山而存在的,被称为道教第七洞天。东汉蒲公故事系宋人伪造,峨眉山佛教滥觞于东晋时期高僧慧持入山建普贤寺。峨眉山曾长期处于佛道并存格局,明清以降,才演变成为佛教名山。     

佛教绘画中国化的启示

通过文献记载佛教绘画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夷""夏"二体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在"以夏变夷"这一思想指导下,东汉至西晋是佛教绘画实现中国化的第一阶段。西晋至东晋是第二阶段。东晋末至唐末,是第三阶段。唐以后中国绘画的民族风格,就是在中国本土绘画风格不断地吸收和溶化外来绘画风格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自东汉以来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夏""夷"两体绘画风格的融合及中国画民族化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在继承本土绘画的民族风格基础上,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对处于新的中外绘画交流与碰撞背景中的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

慧远主要站在佛教的立场,对中土报应思想进行了改铸,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报应思想体系。慧远报应思想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意蕴。     

“内证”显示元明全真道士是《西游记》创作主体

宋元交替之际,因千里西游讲道而受到成吉思汗青睐的全真教势力太大,元室于1231年因“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抓捕全真“掌教”后,又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3次听信佛僧控告,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大批焚毁道经,严重打击了全真力量。元灭南宋后,大批北方全真道士南下,把济世救民色彩较浓的教义转向“金丹大道”构建,形成了江南全真教“性命双修内丹学”。今本《西游记》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要由全真道士把全真教义教史“嫁接”于较成熟的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在300多年的时间内,逐步形成完善的。除了有人已经指出的《西游记》回目术语及一批诗词引自全真教义和全真人士作品外,今本《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灭法国和乌鸡国故事,以及第78回的御前辩论故事,也曲折地反思着元代佛道恶斗,说明其创作主体只能是元明全真道士。今本《西游记》文本中的其他一批“内证”,也指向同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