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本体论阐释及其诠释学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的完整表达体现了这个诗学命题的本体论性质,只有在诗歌创作和理解语境的转变中才能把握这个命题的历史出场的重要性,分析其与“诗言志”的根本差异,且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和阐释才能深入把握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从本体论上提出了“诗言说什么”“诗缘什么情”“诗怎样缘情”“诗如何绮靡”等问题,从而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本体论诠释学角度看,它体现了诗歌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时间性与事件性的统一、情感性与语言性的统一。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张晶重情，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趋向。相对于“诗言志”的命题而言，西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无疑是昭示着审美意识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诚然，汉魏以降，“情”与“志”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杂使用，“缘情”未必一...     

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世反应不一。本文认为,“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从而引起两说之间的分流与撞击,共同组建成诗歌生命内核中的张力结构。“绮靡”本义亦只是表示文辞精美,归结到“缘情”上,意味着它已成为诗歌内在生命情趣赖以呈现的审美形态。“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逐渐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性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又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开展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交流。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释读——兼与袁著《中国文学史》商榷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中“文”指左思的五言诗;“典”不是今人所谓的典故,而是指一种重在表情达意,适度加以藻饰,既不轻靡也不朴野的语言风格;“怨”突出了左思诗歌的感情特质,是缘事而发的哀怨之情;“精切”应作“情切”,即感情深切之意;“讽喻”指用适度修饰的文辞表达愤世之情。袁著《中国文学史》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不够准确。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文心雕龙·明诗》篇新探

《文心雕龙·明诗》篇是刘勰关于诗歌创作的专论,它比较具体地评论了从先秦到魏晋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在《明诗》篇,刘勰论诗,首先提出“诗言志”的问题。他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有的同志据此而得出结论说,刘勰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和缘情一派成了对立面。清汪师韩则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在《诗学纂闻》中说:“刘彦和明诗亦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斥为不知理义之     

说“思无邪”与“诗言志”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整体思想的概括,具体可表述为“诗人言志无邪”。“诗言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乃是“《诗》言志”,说明《诗经》作品乃是诗人思想志意的表达,其中的“志”被限定在礼教规范之内,其情感应该符合“无邪”的要求。“思无邪”的评诗标准,是对“诗言志”命题最好的概括和解释,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和《礼记》,也都在“言志”“无邪”方面做出了引申阐述。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认识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     

论晚明清初小说理论中的“情”

“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公孙尼子《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这是最早以“情”解释文艺的本原的说法,《诗大序》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又是文艺批评的尺度之一: “丽靡过美,则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情”也用来概括文学的基本内容,《文心雕龙》“情采”篇就以“情”指内容,“采”指形式。由“情”,还生发出“情性”、“情志”、“情兴”,“情致”、“情趣”、“情境”等一系列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