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契丹源于杂胡,其主体族源为乌桓说

契丹来源于东汉末年以来东胡人的后裔乌桓、鲜卑与匈奴残余经重新整合而成的社会混合体,由于当时的北族,可以泛称之为“胡”,故曰契丹源于“杂胡”,而其主体族源,当为乌桓余部。     

浑邪休屠族源探赜

浑邪、休屠虽为匈奴部落,但并非匈奴本族。休屠部的形成与河西月氏人有直接关系。河西月氏人中有“酋涂”部,“酋涂”即“休屠”。匈奴打败月氏后,大部分“酋涂”成为匈奴的休屠部,其余则西迁至酒泉一带,成为小月氏之“酋涂”部。霍去病出征河西后,小月氏“酋涂”降汉,成为河西“休屠”的一部分。匈奴浑邪部来自义渠中的“浑邪”部落。“浑邪”即“混邪”。混邪与商周时期的“混夷”有族源关系。混夷衰败后,一部分融入到义渠中,成为义渠浑邪部。义渠被秦国打败后,一部分义渠人北迁,最终被匈奴征服,成为匈奴浑邪部。匈奴休屠、浑邪部的族源虽非匈奴本族,但其首领有可能是匈奴贵族。     

蒙古与突厥

蒙古语的tengri一词有“天空”、“天神”、“神”三重意思 ,是仅有的几个可以从现代形式追溯到古代形式的蒙古语词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 :“匈奴谓天曰撑犁” ,突厥文碑铭中“天”写作 :tenri ,唐代译作“登里”或“腾里”。“Tengri”、“撑犁”、“登里”或“腾里”同源同义 ,可见蒙古和突厥确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在广袤的草原上 ,一个个民族迅速兴起 ,又急速隐没 ,使治史者常常作出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论断。其实 ,联盟或国家瓦解 ,民族未必消亡。匈奴联盟中有丁零、乌桓等非匈奴族部族 ,檀石槐的鲜卑联盟中收纳了匈奴部族…     

从越族图腾崇拜看夏越民族的关系

图腾习俗,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是氏族的标志。因此,原始氏族社会曾被称为“图腾社会”。在原始氏族文化中,图腾习俗同其它文化因素相比,它具有更大的鲜明性和稳定性。所以到原始社会末期,有着亲属关系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民族以后,图腾习俗往往还长期地残存于古代民族社会之中(其间当然会有变化),因而成为区分族别和探讨族源的重要依据之一。     

关于匈奴人种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

关于匈奴的人种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蒙古说和突厥说各执一词。本文根据最新考古出土资料和国内外有关人类学鉴定结果,重申匈奴主体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并非夏后氏之苗裔。至于其中所含的少量蒙古人种东亚和其他类型成分以及个别的欧罗巴人种成分则可能反映了匈奴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长期的迁徙、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人种上的混血现象。     

中华体制下匈奴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以匈奴汉国的政治模式为中心

匈奴汉国建国前夕,五部匈奴改革了政治体制,将南匈奴的“四角”“六角”制改为“十六等”制。这是对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经由中原王朝改造后南匈奴“贵者”分立格局的制度肯定。元熙元年(304年)汉国建立后,以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制为政治架构。永凤元年(308年)刘渊称帝,汉国从王国体制发展为王朝体制。在汉国体制中,匈奴传统仍得以保留。胡汉分治、匈奴与六夷分治体现了匈奴的分治精神。“悉封郡县王”与“司隶-内史”在模仿汉代封爵制度完成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对原“十六等”王的地位予以承认。立储等权力运作更是在匈奴的传统政治语境下进行。王国及王朝体制与匈奴传统并非对立关系,汉国权力体制正是二者相融合的结果。     

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考

流散向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 在夏人中的越族因战败而流散之前,他们已经与中原各族交融甚久了,因此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既是布依语中包含有上古汉语语音的最初来源,也是后来周族、匈奴族等自称为“夏人之后”的渊源所在。所谓“夏人”“夏族”是个“泛夏”概念,凡参加过夏代部落联盟的民族都是“夏人”或“夏族”。正如当代“中国人”、“中华民族”包括了多民族多人种一样。不过,本文是在“夏越同源”的意义上使用’夏族”“越族”的名称,与其他著作使用泛夏概念的“夏族”有所不同。翦伯赞先生的《先秦史》指出:“‘夏族’虽然被商族所征服,但不     

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

土家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源,众说不一。主要有: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二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一部,三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公元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 笔者认为,“南入”、“东来”都不能成其为土家族族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民族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甚至有一部分融合于别的民族,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成员。“南入”、“东来”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研究某个民族的族源,把加入的部分作为主要成份是不适合的。特别象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土家族族源,应该从这个民族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救赎论”是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前提的,原罪的思想即罪感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原罪的思想”———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共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这一思想可能就蕴藏在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寓言之中。各民族关于原罪的思想,可能正是自己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的精神文化资源。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原罪思想”。     

统万城址中的匈奴文化探析

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政权的都城，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是我国境内唯一确知的匈奴古城。统万城遗址是匈奴人在历史上活动的见证，匈奴文化特征显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从匈奴文化的角度对统万城进行了解读，认为统万城的命名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表现，统万城的选址体现了匈奴人的自然审美观，城市形态设计则与匈奴的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统万城遗址是匈奴文化的典型例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加强对统万城的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许浑诗中的佛教"四苦"之叹

许浑是晚唐诗坛上成就杰出之"铮铮者",也是山林隐逸诗人的突出代表,在他诗集中,充满了感伤世路的凄苦悲凉声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饱经坎坷、备受艰辛的人生体验使他不得不信解佛理禅意,尤其是对"四苦"之说深有体会;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深契佛理,所以对世事人生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感叹.结合时代、社会及作者个人的生平经历,对其诗中的生、老、病、死"四苦"之叹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匈奴“僮仆都尉”考

在汉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控制之前,匈奴势力对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的时代。《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都尉"是汉文义译匈奴官职特例之一。分析"僮仆"取义以及"僮仆都尉"居地和"僮仆都尉"设置的时段特征,对于理解和说明这一阶段的西域史和匈奴史,是有意义的。     

论海德格尔的两个核心概念：“常人”和“本真性”

海德格尔指出常人表明为公众意见的"平均状态".作为常人被从他的本真的可能性的筹划中拉离出来,陷入到非本真存在的无根基状态之中.决心面对死亡之畏把此在从消散于世界的沉沦中唤回到他的最本真的能在.常人和本真性是海德格尔的两个核心概念,围绕这两个概念所作的此在分析对于当代西方社会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清新幽怨:许浑诗风的另一面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许浑诗歌风格的研究都局限于其雄浑、豪放等特征上,而实际上,面对晚唐王朝日益衰败的局势,在儒、释、道思想的交互影响下,昔日的“晚唐铮铮者”许浑一改往日雄浑豪放的诗风,诗歌创作风格为之一变:积极的“入世”思想与逐渐凸显的“出世”思想相互交织;对山林田园的倾心取代了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清新”的水意象取代了饱含历史韵味的意象;清词丽句取代了雄健豪放之语,使作品在立意、题材、意象、语言方面呈现出有别于“铮铮”的清新幽怨之诗风.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