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基层行政组织形式

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一般以县为基层单位,由于县级行政设置仍然不能满足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因此历代中央政府都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村一级。明清时期,国家在西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形式主要有里社、里甲、保甲等,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迁,且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现象。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一)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此，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相应地培植起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国家”的基础。在宗法社会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下，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一种特有的根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一）家的价…     

“治水社会”和中国社会——兼评K·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本文以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地理、气候等历史记载为依据,认为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治水农业”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他的东方“治水社会功能导致专制社会”的立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为,造成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深层原因,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结构为内因,以抵御外敌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为外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还就如何历史地评价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征以及中固历史发展道路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干内容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上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显示了现代性因子在乡村社会的扩展。本文作为研究论纲，概述了“经验中国50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研究的视角、内容和方法即以杭州萧山义桥等6个行政或自然村落个案研究为基础，以村民日常生活为研究的视角，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质的研究”和文献分析、村民访谈、社区观察的有机融合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希望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诸如上学、做工、当兵、经商、办厂、纠纷、通婚、分家、送礼、拟亲、游戏等50年的追踪描述、解剖、透视，观察村落中居民与社区、市场、城市、国家的互动，阐释乡村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发展。     

邻里好 赛珍宝

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邻里即邻居、街坊。到现代,由于城乡住宅结构、行政区域的变异等原因,邻里的范畴没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指住处接近的邻居,也可指同一乡里、同一街坊的人。民间每逢婚丧喜庆、造屋乔迁等,当事人往往按本地风俗向四邻发糖、端面、送馒头糕点,从这些“礼尚往来”的活动方式中,可以发现各地、各人的邻里观。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以婚姻、血缘为基础,是社会生活的     

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探究

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和谐景况：差序格局与仁礼纲常

差序格局可以从个体中心和社会整体两种视角得到更完整诠释,人格差等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不同”之和的必要前提。“不同”之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落脚点,仁礼纲常以“和为贵”为出发点并以“和而不同”为依归,进而在古代中国和谐景况的建构过程获得语境化的正当性。     

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的深度剖析与重构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将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但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无论是词义还是执行主体及在执行措施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以“二战”时期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国家至上论”为起点的.在国家至上的宪政理念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重心必然是“对秩序的强烈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强烈关怀”.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过程中缺少了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该制度的设计只是引入了司法公正的外壳、名义或形式,并未引入司法公正的实质内容.中国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建立一种多层面的执行体系,包括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由法院采用刑罚手段予以执行和公民信用体系公布制度等.     

社会矛盾的制度协调(英文)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的本质与根源是制度矛盾。只有从制度关系着眼才能明确把握社会矛盾的发生与演化,也只有从协调制度关系并且用制度安排来协调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形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社会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同感性化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广泛存在且难以协调和化解的社会矛盾。中国传统社会用重亲情伦理、重仪式教化的思维方式,认同并确立了一套感性化的礼俗制度,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超常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既要重视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以感性化方式实现制度协调、社会稳定的宝贵经验。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行政性的双重悖论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是专业性和行政性两种模式并存,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各自都存在悖论,这种农村社会工作的双重悖论表现在二者都无法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的悖论体现在其自身拥有专业的优势,表现在专业的理念、价值和使命等,可以独立于行政体制,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是面对基层"不合法"的治理结构时往往无能为力;行政性农村社会工作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大量体制内资源的支持,在短期内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能改善乡村的治理结构。这两种工作模式将会在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长期并存,如何协调与基层政治的关系是当前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社会学分析

社会结构类型影响和制约着政府行政管理及其体制的特质类型、演变路径、职能结构和运作绩效等.阻滞中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深层原因是"依赖政府型"社会结构类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从制度社会学角度入手,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类型转型的互动.     

“农民行动单位与村治模式”研讨会综述

2005年6月7—8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召开了以“农民行动单位与村治模式”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3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与会者围绕着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的区域性差异,如何从中国农村经验中建构出中国理论,开展以中国为主位的农村研究,而不只是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脚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农民行动单位与会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角色、社会行动、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等都是基本概念,…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英文)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路,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构建和谐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的嬗变——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如何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命运选择。以奉行“仁政”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制度伦理遭遇了西方以“法治”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强烈冲击，自命不凡的“伦理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无数仁人志士对落后的封建道统进行了深刻的伦理批判，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的制度伦理思想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走向渴望救赎与复兴的多元重构。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再到孙中山，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嬗变的历史过程。     

本期视点:“礼”的传统与当代政治哲学

主持人话语:以“礼”为中心的儒家礼学体系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知识界一直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位置上。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中,礼教(或名教)曾被作为儒家与现代最不相容的过时之物受到激烈的抨击,让人一说到“礼”就会联想到约束、控制、禁欲、等级和权势等一些消极因素。即使传统与现代被认为是彼此互动的转化关系,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感到儒家的“礼”,特别是体现为复杂的仪式和礼节的那些东西,与我们现代生活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坦率地说,与古代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的礼仪和礼节,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确实无法派上…